康熙元年前后，余姚黄竹浦的蓝水边，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在写一本胆大包天的书。书成，他在题辞里署名「梨洲老人」，取《周易》「明夷」之象，名之曰《明夷待访录》。「待访」，是等后来者来访。这个人叫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名士，被魏忠贤害死在诏狱里。
他不是书斋里养出的脾气。崇祯初年，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进京讼冤，在刑部公堂上锥刺阉党许显纯。清兵南下，他在黄竹浦拉起数百子弟号「世忠营」，投奔在绍兴监国的鲁王，授职方主事；兵败后遁入四明山，又随鲁王漂泊海上。后人据他的自述写那段日子，是「落日狂涛，君臣相对」，流亡小朝廷的大臣，就在礁石与渔船之间议事。他自己后来数过一生：被通缉、被名捕、守城、被告谋反，「濒于十死者矣」。
大势已去，他才奉母回乡，闭门著书。要追问的问题只剩一个：拥有天下的君主，究竟应该是什么。《明夷待访录》开卷第一篇《原君》，他把古今人君掰开来看。上古的君主为天下兴利除害，勤劳千万倍而不享其利；后世的君主却把天下当私产，未得手时「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得手后又敲骨吸髓，奉一人淫乐。写到这里，他落下一句狠话：「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他接着辨君臣，论设相、论学校、论田制、论兵制，说「天下为主，君为客」，要以「天下之法」代「一家之法」。这些话出自一个明朝遗民之手，逻辑并不费解：他亲历了君主专断怎样亡国，又不肯把账只算在某个皇帝头上。他开的是旧药方，借的是三代的古意；把他直接称作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家，是替古人穿西装，他自己未必认领。清末梁启超、谭嗣同私印此书传播维新思想，那是后来者的借用。
书在乾隆年间进了禁毁书目。他本人却得了另一种善终式的礼遇：康熙十七年征博学鸿儒，门生替他挡了驾；后来开明史馆，地方大吏多次举荐，他终以老病不就，只默许弟子万斯同以布衣入局修史，还写诗叮嘱万斯同，别轻易向朝廷献什么「太平策」。不仕，是底线；存文明，是更深的牵挂。
康熙三十四年，八十六岁的黄宗羲病逝余姚，遗嘱丧事从简，不用棺椁，不作佛事。那本薄薄的《明夷待访录》，连同「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一笔，留了下来。它不是造反的檄文，而是一个从血泊与海风中活下来的人，对「设君之道」最冷静的一问。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