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七年，朝廷开博学鸿儒科，天下遗老被纷纷举荐进京。荐章也落到了昆山人顾炎武头上。他年逾六旬，已经在北方漂泊了二十余年。接到京中老友叶方蔼的信，他回得没有半点余地：「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话说到这个分上，没人再敢勉强。转过年来开明史馆，熊赐履又想请他，他答得更短：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
这副硬骨头，明朝灭亡那年他三十一岁。南京、绍兴的小朝廷他都投效过，昆山城破，两个弟弟死在兵火里，生母被砍断手臂，嗣母绝食殉国，临终留话，不许他事奉二姓。复国无望之后，他没有把遗民做成姿态。顺治十四年秋天，四十五岁的顾炎武卖掉家产，用两匹马、两头骡子驮着书卷，从昆山掉头北上，从此再没南归。
此后二十余年，他的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六谒昌平天寿山的明朝皇陵，也拜过南京的孝陵；在雁门之北、五台之东应募垦荒，想在边地试出一条实学的生路；走到哪里，都拿实地山川核对书本，一部《天下郡国利病书》，是用脚走出来的。
他后半生的功夫，凝在一部《日知录》里。这本书他积三十余年而成，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自称采的是「山中之铜」，不肯写一句空话。卷十三《正始》中，他辨「亡国」与「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是君君臣臣那些肉食者的事；保天下，则「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清末，梁启超等人把这层意思概括成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此家喻户晓。八字是近人的提炼，根脉在他的书里。
他还留下两句话当立身的规矩：「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读书要博到经世致用，做人要知耻到有所不为。明亡之后他痛感晚明士人空谈误国，「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所以拒绝瞑目静坐，拒绝一切无关生民的虚学。外甥徐乾学兄弟在康熙朝做了高官，他住进京城甥馆，却始终不仕清朝，不久又远走华阴。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七十岁的顾炎武在山西曲沃上马时失足，呕泻数日而卒。他没等到新朝的招安变成恩典，也没让嗣母的遗言落空。百年后那八个字被反复念起时，人们常常忘了它本来的样子：他讲的从来不是效忠一姓，而是一个普通人对仁义与文明，也有一份推不掉的责任。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