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话几乎家喻户晓，却很少有人知道它出自何人之手。它出自元代杂剧《西厢记》，作者是王实甫。
王实甫的名气不如关汉卿响亮，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正史里几乎找不到记载。我们今天了解他，主要依靠两部书：一是钟嗣成的《录鬼簿》，二是贾仲明为他写的挽词。《录鬼簿》只说他是“大都人，名德信”，连生卒年月都没有留下。倒是贾仲明的挽词里透露了一些消息：“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这几句词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混迹市井、与艺人为伍的剧作家形象。“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是元代勾栏瓦舍的别称，王实甫常年出入这些地方，对戏曲创作了然于胸。贾仲明说他“士林中等辈伏低”，意思是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都对他心服口服，这个评价相当高。
《西厢记》讲的是什么故事？说白了就是一段冲破礼教的爱情。
唐朝贞元年间，有个书生叫张珙，字君瑞，祖籍蒲州，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一带。他上京赶考，路过河中府，听说普救寺是当地名胜，便想去游玩一番。巧得很，当朝相国的女儿崔莺莺也借住在普救寺里。崔莺莺是随母亲送丈夫灵柩回乡途中暂住此处的。张生初见莺莺，惊为天人，立刻打消了赶考的念头，在寺里租了间房子住下来，只盼能再见美人一面。
事情很快起了变化。河桥守将孙飞虎听说崔莺莺美貌，率兵围困普救寺，扬言要抢她做压寨夫人。崔夫人情急之下贴出告示：谁能退兵，便将莺莺许配为妻。张生挺身而出，写了一封信给镇守蒲关的白马将军杜确，请他出兵解围。杜确带兵杀退孙飞虎，救了全寺上下。
按理说，张生有救命之恩，崔夫人该践诺才是。可她一转头就反悔了，只让莺莺与张生以兄妹相称。张生相思成疾，卧床不起。莺莺的丫鬟红娘看不下去了，暗中为两人传书递简，促成了一段私情。崔夫人察觉后大怒，但木已成舟，只好同意这门亲事，不过提了个条件：张生必须进京赶考，考中功名方可娶亲。
张生无奈，只得赴京。莺莺在长亭送别，两人依依不舍。戏文里莺莺唱的曲子流传千古：“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几句词情景交融，成为描写离别的经典名句。
张生走后，莺莺日夜思念。郑恒是崔家的远房亲戚，他跑到崔家造谣说张生已经另娶了豪门之女。崔夫人信以为真，又要把莺莺许配给郑恒。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生高中状元的消息传来，真相大白，郑恒羞愧触树而死，张生与莺莺终于团圆。
这个故事看似简单，却打动了千百年来的无数读者。为什么？因为王实甫在老套的才子佳人框架里注入了新东西——他写出了爱情的力量，也写出了礼教的虚伪。
崔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她代表的是封建家长的权威，满口仁义道德，关键时刻却出尔反尔。王实甫对她的刻画入木三分：她是慈母，也是骗子；她是受害者，也是加害人。读者很难简单地恨她或同情她，因为她本身就是那个扭曲社会的产物。
红娘则是全剧最出彩的角色。她泼辣、机智、仗义，明明是个丫鬟，却比相国夫人更懂得人情冷暖。没有她的穿针引线，张生和莺莺根本走不到一起。毛泽东曾经说过：“《西厢记》是文艺作品，红娘是有名的，她会斗争，批判了相国夫人。”这个评价相当到位。红娘批判的不只是相国夫人，而是整个虚伪的礼教秩序。
张生和莺莺的性格也很立体。张生不是那种只会在女人面前吟诗作对的酸秀才，他有担当、讲义气，关键时刻敢挺身而出。莺莺也不是逆来顺受的大家闺秀，她有自己的主见和追求，在母亲的阻挠面前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
《西厢记》之所以被称为“天下夺魁”，不仅因为故事好，更因为王实甫的文笔实在精妙。元杂剧通常每本四折、一人一唱，王实甫却大胆突破，写了五本二十一折，而且多人轮唱。这种体制上的创新让剧情可以铺得更开、人物可以写得更活。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这是王实甫借鉴了南戏的长处，为元杂剧开辟了新路。
王实甫的语言功夫也是一绝。《西厢记》的唱词优美典雅，却又不像有些文人戏曲那样晦涩难懂。他善于用民间口语入曲，读来朗朗上口，却又回味无穷。“碧云天，黄花地”那段是典型的例子，“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两句，把秋天的萧瑟与离别的伤感融为一体，堪称神来之笔。
《西厢记》的成书不是凭空而来的。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最早见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在那篇小说里，张生是个薄情郎，始乱终弃，莺莺的结局是被抛弃。后来文人不断改编这个故事，宋代有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金代有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故事结局被改成了大团圆。王实甫在董解元的基础上再次创作，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西厢记》。
因此，学界通常把董解元的版本叫“董西厢”，把王实甫的版本叫“王西厢”或“北西厢”。相比之下，“王西厢”的人物更丰满、情节更合理、语言更精美，是中国戏曲史上公认的巅峰之作。
《西厢记》在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直接继承了它的精神内核——“情”可以超越“理”。清代《红楼梦》里宝黛读《西厢》的情节，更是把《西厢记》抬高到了青春叛逆指南的地位。
至于王实甫本人的结局，史料付之阙如。钟嗣成编《录鬼簿》时，把他归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之列，说明他去世于1330年之前。有人根据他的散曲《退隐》推测他晚年过的是隐居生活：“住一间蔽风霜茅草丘，穿一领卧苔莎粗布裘”“这潇洒傲王侯”。这种晚景听起来倒也自在逍遥。
一个生平几乎一片空白的剧作家，却留下了一部感动了八百年的戏。这大概就是文学的奇妙之处：肉身可以腐朽，姓名可以湮灭，但只要戏还在演、书还在印，那些鲜活的人物和动人的故事就会一代代传下去，温暖着每一个相信爱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