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九四年，耶拿。自然研究会散会后，两位年纪相仿的男人边走边谈。三十四的弗里德里希·席勒向四十四的约翰·沃尔夫冈·歌德谈起自己对植物的看法，顺手勾画出一株「本原植物」的草图。歌德不以为然：那不是经验观察，是一个理念。席勒回了一句：这对我可是好事——我自己还不知道的理念，竟然能亲眼看见。这是德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对话。
其实两人并非初见。一七八八年席勒初到魏玛时，歌德对这个写《强盗》的年轻人相当冷淡，觉得他不过是个有才华的愣头青。席勒呢，早年是狂飙突进运动里最猛的一把火。他一七五九年生于马尔巴赫的军人家庭，被迫进了符腾堡公爵的军事学校学医；二十二岁那年，他自费出版戏剧《强盗》，一七八二年在曼海姆公演，全场沸腾——一个反抗暴君的青年贵族带着一群人啸聚山林，喊出对封建秩序的控诉。公爵震怒，关了他两周禁闭，禁止他再写「喜剧」。他干脆逃出符腾堡，成了通缉的流亡者。
此后他写出《阴谋与爱情》《唐·卡洛斯》，一七八五年写下著名的《欢乐颂》——多年后贝多芬把它谱进第九交响曲的终乐章，今天是欧盟的盟歌。他研究历史，当上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却因贫病交加，年纪轻轻就被肺病缠上。
一七九四年那场谈话之后，两人开始通信，从此再没停下来，往来书信超过一千封。歌德邀请他为自己主编的杂志《季节女神》撰稿，又合作出版讽刺短诗集《赠辞》，你写几首，我和几首，把文坛上的庸俗风气骂了个遍。这就是文学史上说的「魏玛古典文学」十年。
与歌德的友谊，把席勒从狂飙突进的激烈，带进了一种更凝练、更崇高的境界。他在这十年里完成了毕生最重的戏剧：历史剧三部曲《华伦斯坦》，写三十年战争里那位名将与瑞典谋和、却死于宫廷阴谋；《玛利亚·斯图亚特》写苏格兰女王临刑前的尊严；《奥尔良的姑娘》写贞德；最后一部，是一八〇四年完成的《威廉·退尔》。
《威廉·退尔》写的是瑞士猎人不肯向暴君帽子行礼、被迫射儿子头顶苹果、最终率众反抗哈布斯堡统治的故事。吕特利草地上三州盟誓的那段台词——「我们要结成一个民族，亲如兄弟，遇到任何困厄都不分离」，后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争取自由的人。他写自由，不是空洞地喊，而是写一个普通人被逼到墙角时，怎样用责任和牺牲把自由挣回来。他没能看到这部戏上演太久。一八〇五年五月九日，席勒在魏玛病逝，终年四十五岁，死时仍在工作。歌德后来对秘书说，席勒的死让他觉得自己也失去了一半生命。魏玛剧院前的广场上，至今立着两人的双人铜像：席勒在左，歌德在右，共举一束月桂花冠。
❝有些人相遇只是缘分，有些相遇会改一种语言的命运。他和歌德做了十年的「双子星」，把自由、尊严和反抗的火种，打磨成德语里最硬的台词——肉体被困在病榻和小邦里，精神却替整个民族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