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致诃利:《三百咏》写尽世俗与出世的拉扯

古印度有一位诗人,名字写作伐致诃利,也译作伐致呵利、巴尔特利哈里。他名下有一部流传极广的梵语格言诗集《三百咏》,分世道、艳情、出世三集,每集约百首,以印度流行的输洛迦颂体写成。至于他究竟生于何年、卒于何岁,后世众说纷纭,从公元前数百年到公元后数百年都有人主张,至今没有定论。写本传统把《三百咏》归于他名下,这是较为可靠的一层;至于他的生平,多属后世追记,须与诗作分开来看。传本在千年抄录中也掺入不少他人之作,今本里哪一首确出其手,已难一一坐实。

关于他,流传最广的传说是他在王宫与山林之间反复出家还俗七次,一面贪恋荣华与情爱,一面又厌弃尘世、向往解脱。后世还有一种说法,称他本是乌阇衍那城的王子或大臣,在王冠与袈裟之间几进几出,七度之说即由此敷衍,藏地史家多罗那他的佛教史提到过他,却把他与别的人物搅在一处。这些材料年代既晚,又带着劝喻文学的典型色彩,愈传愈奇,只能当作传说,不能当作信史。可信的是,《三百咏》本身确实处处可见这两种心思的交战,传说或许正是从诗里长出来的,后人读其诗而想象其人。

诗分三集,恰对应人心的三个方向。《世道百咏》写权势炎凉、金钱嘴脸与人情翻覆,冷峭处近乎愤世;《艳情百咏》写爱欲、美人与欢爱之乐,笔触浓丽;《出世百咏》写弃绝之念与解脱之思,视肉身如皮囊,看繁华似浮云。最动人的恰是三集并存:同一个人既能写「佳人眼如惊鹿」,也能写「财富是灾祸的别名」,毫不遮掩这种矛盾。后世印度与东南亚的注家反复传抄,正是因为他把谁都要经历的拉扯写得真切,不装出一副得道的样子。它与《五卷书》一同被视为梵语格言文学的双璧。

语言哲学史上还有一部《语句经》,主张意义的基本单位是整个句子而非一个个孤立的词,词义只有在句子整体中才得以确定;经中又把语言分作外发语声、内观言语与不可听闻的最深之音三层,最高一层被视为与宇宙秩序同一。这套思辨在梵语语法哲学传统中影响深远。不过此经的归属历来有学派之争,部分研究者认为它托名或归于伐致诃利名下,与写《三百咏》的诗人是否同一人,也存在争论。稳妥的说法是:诗人伐致诃利名下除了诗集,还系着这部语法哲学要典,二者的关系至今未有定论。

真正跨过千年的仍是那些短诗。十九世纪欧洲印度学兴起之后,《三百咏》有了多种校刊本与欧洲文字译本。诗里没有神乎其神的事迹,只有一个心思敏锐的人,把对富贵的爱与恨、对情欲的耽与悔、对解脱的羡与疑,一句句压进精炼的诗行。他的生卒或许永远考不清,但翻开《三百咏》,世俗与出世之间那点反复,仍然像今天才写下的。

❝(大意)求财富时我看人人都可怜,等财富散尽,我又觉得自己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