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咸和五年的冬至，会稽余姚的夜气很冷。一个五十岁上下、屡征不就的隐士站在观星的高台上，等夜半的星子走到天中。他叫虞喜，字仲宁，出身余姚虞氏。这个家族从三国起就跟天文历法打交道，族祖虞耸写过《穹天论》，轮到他，要把一桩前人含糊过去的事弄明白。
按旧说，太阳今年冬至在哪两个星宿之间，明年冬至还该回到原处，一周天就是一周岁，分毫不差。西汉的刘歆、东汉的贾逵都觉出实测对不齐，却没人深究。虞喜把古书翻出来：《尚书·尧典》说「日短星昴」，尧时冬至，黄昏中天山昴宿；再看今夜的实测，冬至点已经退到了东壁。从昴宿一路数过去，退了五十多度。
他据古书记的世次估算，尧到东晋，二千七百余年。五十多度摊进这二千七百余年，约合五十年西退一度。太阳走它的周天，节气走它的周岁，两者并不重合，每年差一小截。他把这一差叫作「岁差」。《宋史·律历志》后来引他的话：「尧时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余年，乃东壁中，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至。」「每岁渐差」四个字，是中国人头一回给这个现象命名。他那个五十年一度的数值，比今测约七十余年一度要粗，但方向完全正确；一百多年后，祖冲之造《大明历》，头一个把岁差算进历法。
观星之外，他还跟当时讲天体的几家学说较劲。咸康年间，他顺着宣夜一派的思路作《安天论》，说「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没有硬壳，日月星辰各自运行；他既反对天圆地方的盖天说，也不信天像鸡蛋壳那样包着地的浑天说。《晋书·天文志》照录其文，还记下葛洪的反问：星辰若不附在天上，天就没有用处，何必又说它存在却不动。一问一答，是正经的学派交锋；至于他与宣夜说、与葛洪之间有无更多承继交谊，史料不足，后人的说法并不一致。
朝廷一直想请他出来。诸葛恢聘他做功曹，朝廷几次征他为博士、举他贤良，他都不就。诏书最后索性夸他「钻坚研微」、不慕世务，让他安心做学问。他便把一生交给经传与星图，注《毛诗》，撰《志林》，凡数十万言。
那个冬至夜的意义，要过很久才看得清。在他之前，历书默认星空年年照旧；在他之后，制历的人知道天上有一架极慢的钟，一代人几乎听不见它走动，几百年累加起来，却足以让节气与星象错开整片星宿。虞喜的生卒没有确日留下来（约生于太康初年，卒于永和、升平之间，得年七十余岁），但此后每一部认真的历法，都不得不抬头重新数一遍星星。
❝尧时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余年，乃东壁中，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