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帮的地下帝国
民国最出名的帮会，非青帮莫属。这个组织从清朝的漕运水手行当演变而来，原本是一群跑运河的船工为了抱团取暖搞的秘密结社，讲的是"师徒如父子，兄弟如手足"，互相照应是第一位的。到了民国，运河废了，青帮的弟兄们进了上海滩，摇身一变成了另一番模样——从船工变成了老板，从码头的苦力变成了十里洋场的大人物。
上海的青帮有"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个人三种路子，性格迥异，结局也各不相同。黄金荣在法租界当巡捕，利用警察身份罩着赌场和鸦片生意，明面上是巡捕房的人，暗地里是帮会的靠山，两头吃香。张啸林脾气暴躁，手底下养了一帮打手，谁不听话就砸谁的场子，靠的是拳头说话。杜月笙最精明，出身水果摊学徒，十六岁到上海滩闯荡，先给黄金荣当跟班，因为办事利索、为人低调，很快被提拔，最后混得比两个师傅都体面。
杜月笙这个人值得单独说说。他一生最信奉一个"义"字，有一句话流传很广："别人存钱，我存交情。"帮会中人犯了事，他出面保；文人缺钱花，他送大洋；军阀需要军费，他慷慨解囊；甚至跟宋子文那样的财政部长的账目往来，也是一笔糊涂账。一来二去，黑白两道都给他面子。到1930年代，杜月笙身兼几十家公司的董事长，头衔一大堆：法租界公董局的华董、上海市商会的监事、中汇银行的董事长，俨然已经是上海滩的地下市长，大小事务都要过他这一关。
青帮的组织架构很严密。师徒关系是核心，辈分分明，清帮二十四个字按顺序排，"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明理，大通悟学"——每个字代表一辈，新入门的是最低的"学"字辈。入门得拜老头子、行拜师礼、背帮规二十条，核心就三条：不许叛师、不许欺兄弟、不许泄露帮中机密。违反了什么下场？轻则三刀六洞（在身上捅六刀赔罪），重则沉黄浦江喂鱼。
洪门与袍哥
青帮的地盘主要在上海和江浙。再往内陆走，就是洪门和袍哥的天下，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规矩。
洪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传说是郑成功在台湾创立，口号是"反清复明"。到了民国，洪门在海外华人社区影响力极大——东南亚、美洲、大洋洲的唐人街，洪门堂口遍布，门徒数十万。孙中山搞革命，很多经费就是海外洪门筹的，孙中山早年还加入过洪门，被封为"红棍"。1925年，海外洪门还专门成立了致公党，后来这个党在台湾一直存在到今天。
国内最有特色的帮会组织是四川的袍哥，又叫"哥老会"。这帮人跟青帮不太一样，不太搞什么等级森严的师徒制，更像一种松散的兄弟联盟，入伙手续简单，茶馆里喝碗茶、递个帖子就算入了。袍哥分"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号，每个字号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仁字"号多是乡绅地主，"义字"号是商人，"礼字"号是手艺人，"智字"号是农民，"信字"号多是社会底层的苦力。
袍哥在四川的渗透程度超乎想象。1940年代，有学者统计，四川成年男性里将近一半跟袍哥有关系。在县城里，袍哥大爷说话比县长管用。邻里纠纷找袍哥调解，做生意找袍哥担保，甚至办红白喜事也得请袍哥来主持场面撑场面。有人开玩笑说："四川有两套政府，一套在衙门里，一套在茶馆里。"
帮会与政治的纠缠
民国帮会之所以能做大，一个关键原因是——政治势力需要他们，而帮会也需要政治靠山，互相对彼此有用。
1927年四一二清党事变是最典型的案例。蒋介石到上海后要清党，但手里兵不够，怎么办？找青帮。黄金荣、杜月笙组织了一帮流氓打手，穿上工人制服，冲进了上海工人纠察队和共产党的办公地点，枪声一响，纠察队的枪被收了。事后，青帮弟兄们拿到了嘉奖令、拿到了鸦片专卖权，代价是一条条人命。这笔交易做到这份上，已经不是简单的江湖义气了。
地方军阀也需要帮会。四川的军阀刘湘自己就是袍哥大爷，靠着袍哥网络征兵、筹粮、收集情报，在四川说一不二。云南的龙云跟洪门有来往，青红帮的势力延伸到西南边陲。山西的阎锡山表面上禁烟禁赌，背地里跟洪门眉来眼去，利用帮会系统控制基层社会。
帮会也试图往政治方向转型。杜月笙1932年组织了"恒社"，表面上是一个社交俱乐部，实际上是想把帮会关系网络合法化、体面化。他让子弟们去上大学、去留学，学外语、学法律，别再走他那条从水果摊到帮会大佬的老路。他说过一句话："我希望我的儿子是博士，不是大佬。"可惜他的几个儿子没一个出息的。
但这种转型谈何容易。帮会的根基就是灰色地带的生意——鸦片、赌博、敲诈、走私，离开了这些，帮会就不是帮会了。帮会里很多人除了暴力生意别的不会干，转型对他们来说就是失业。
规矩与江湖
帮会之所以能维持上百年，靠的是一套自己运转的规矩系统。
青帮的入帮仪式非常讲究。新徒弟得先找到"引进师"，再由引进师引荐"传道师"，最后拜"本命师"。拜师那天得摆香堂，供关公像和历代祖师牌位，行三跪九叩大礼。师父给取一个帮内名字，从此就是帮中人了。徒弟在外头惹了事，师父得负责兜着；徒弟发达了，也得孝敬师父。
帮会特别讲究"义气"两个字。弟兄落难了，不管多远都得去帮；师父有召唤，天大的事也得放下。这种规矩在乱世里确实管用——民国那几十年，政府管不了的事，帮会能管。码头上的搬运工被欺负了，找帮会出头；商人被土匪绑票了，找帮会捞人；工厂里出了工伤纠纷，帮会出面调停，有时候比警察还管用。
但义气也是把双刃剑。帮会里不是每个"弟兄"都讲道义，多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有些人在外面打着帮会旗号敲诈勒索、强买强卖，出了事就说是帮会命令，帮会还得派人去善后。杜月笙晚年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帮会中真正讲义气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都是利益驱动。这话听着扎心，但大概是实情。
1949年之后，大陆的帮会基本被铲除了。黄金荣没走，留在上海，写了自白书，扫了几年大街，1953年病死在家中。杜月笙去了香港，1951年在那里咽了气，临死前把欠条全烧了，说"我不希望后人去讨债"。张啸林更惨，抗战时投了日本人做汉奸，1940年在自家门口被军统特工一枪毙命。
帮会这个东西，说到底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秩序。当官府管不了、法律靠不住的时候，人们就自发搞出自己的规矩来。民国帮会的兴衰，其实就是一个失序社会试图重建秩序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