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9月3日，伦敦圣玛丽医院。亚历山大·弗莱明度假回来，推开实验室的门，看见实验台上一摞培养皿已经长满了霉菌。换成别的科学家，大概嘟囔一句"又要重做了"，然后直接扔进清洗池。但弗莱明没有。他随手拿起最上面那个培养皿，对着光看了看，然后愣住了——霉菌周围一圈，原本密密麻麻的葡萄球菌全部消失了，留下一圈透明的空白。
他盯着那个培养皿看了很久，然后对助手说了一句后来被写进医学史的话："这挺有意思。"
就这五个字，人类从此多了一件最厉害的武器。
苏格兰农场走出的孩子
弗莱明1881年出生在苏格兰艾尔郡的一个小农场。家里八个孩子，他排老七。父亲在他七岁那年就去世了，一家人全靠母亲撑着。小时候上学要走八英里的路，放学后还得帮家里干活。这种环境培养出来的孩子，有两个特点：一是能吃苦，二是不矫情。
13岁那年，他跟着在伦敦当医生的哥哥托马斯来到大城市。在航运公司打了几年工之后，20岁时继承了一笔遗产，干脆拿去读了医学院。1903年进了圣玛丽医院，毕业后成绩优异，本来可以当个体面的外科医生，可他偏偏选择留下来搞研究——跟着免疫学大牛阿尔姆罗思·赖特做细菌学。
一战爆发后，弗莱明以皇家陆军医疗队上尉的身份去了法国前线。在战地医院，弗莱明发现当时的消毒剂杀死的白细胞比细菌还多——消毒水不但没帮忙，反而在帮倒忙。他和赖特把成果发表出来，主张用盐水冲洗伤口，结果大部分军医根本不信。这件事让弗莱明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一种既能杀菌、又不伤害人体细胞的物质。
一盘发霉的培养皿
回到圣玛丽医院后，弗莱明开始系统地寻找天然的杀菌物质。1921年，他得了场重感冒，在培养细菌时顺手把鼻涕滴到了培养皿上。两周后发现，鼻涕落下的地方细菌全死了。他把这种物质命名为"溶菌酶"。溶菌酶杀菌能力有限，但弗莱明确信：大自然一定藏着更厉害的杀菌武器。
机会在1928年夏天降临。那年弗莱明养了一大堆葡萄球菌培养皿。8月底他把培养皿往台上一撂，没洗也没盖，就去度假了。那年伦敦天气特别配合——7月底到8月初刚好凉爽，适合青霉菌生长；之后气温回升，葡萄球菌开始疯长。一颗青霉菌孢子从楼上飘下来，落进了培养皿。弗莱明9月3日回来一看，霉菌长了一大片，周围的葡萄球菌全被杀光了。
他把这株霉菌鉴定为特异青霉菌，把分泌的杀菌物质命名为"青霉素"。实验显示青霉素能杀死链球菌、脑膜炎球菌、白喉杆菌等多种致病菌，对动物细胞几乎没有毒性。1929年，成果发表在《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被遗忘的十年
弗莱明的论文发表后，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他在伦敦医学俱乐部做报告时，介绍完青霉素的发现，台下鸦雀无声，连个提问的人都没有。
问题出在哪？青霉素极不稳定，很难提取纯化。弗莱明是细菌学家，不是化学家，他试了各种办法，始终没法把有效成分分离出来。更让他沮丧的是，他发现葡萄球菌接触青霉素后很快就能产生抗药性。再加上当时已经有很多看起来很有希望的抗菌物质最后都被证明没有临床价值，弗莱明的信心动摇了。
他断断续续又研究了几年，最终在1930年代初被迫暂停。但他没把这条路彻底堵死——他公开表示，任何人如果想继续研究青霉素，他免费提供菌种。
这一等就是十年。
直到1939年，牛津大学的病理学家霍华德·弗洛里和从德国逃出来的生物化学家恩斯特·钱恩，在一堆落满灰尘的旧杂志里翻到了弗莱明那篇几乎被人遗忘的论文。弗洛里一看就明白这东西的价值，立马组织团队全力攻关。钱恩负责化学提纯，诺曼·希特利负责生物测定。他们花了18个月，终于从大量培养液中提取出不到一毫克的青霉素——纯度够打到老鼠身上。
1940年5月，他们在《柳叶刀》杂志发表了青霉素的临床研究论文，这篇论文在医学史上被称为"青霉素的二次发现"。年近六旬的弗莱明得知消息后，立刻赶到牛津，把自己保存了十多年的青霉菌种全部送给了弗洛里。
拯救世界的药物
1941年，弗洛里带着青霉素样本飞往美国，向美国制药界求援。当时珍珠港事件已经发生，美国正式参战，军方对任何能救命的东西都感兴趣。美国农业部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建立了专门的实验室，默克、辉瑞、施贵宝等制药巨头全部加入。
辉瑞公司利用深罐发酵技术实现了青霉素的大规模生产。到1944年诺曼底登陆时，青霉素已经足够治疗所有盟军重伤员。战后青霉素迅速普及到民用领域，肺炎、梅毒、风湿热这些曾经几乎无药可治的疾病，一夜之间有了克星。
青霉素与原子弹、雷达并称二战三大发明。据估算，青霉素的使用让人类平均寿命延长了15年。
1945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三人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弗莱明在此之前已被封为爵士。面对铺天盖地的荣誉，弗莱明表现得异常谦逊。他反复强调："我没有发现青霉素，是大自然发现的。我只不过是碰巧看到了而已。"
1955年3月11日，弗莱明在伦敦去世，享年73岁。他的骨灰安葬在圣保罗大教堂。法国生物学家罗斯坦说："自从巴斯德之后，世界失去了最伟大的科学恩人。"
一盘发霉的培养皿，一个愿意多看一眼的人，一群接力奔跑的科学家，一件拯救了亿万生命的药物。科学发现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接力跑。弗莱明开了第一棒，弗洛里和钱恩跑完了最难的一段，美国的制药工业冲过了终点线。没有哪一环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