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9年，湖州。
苏轼刚上任三个月，正赶上例行公事的谢表要写。他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里面有两句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意思是：陛下知道我又笨又跟不上时代，没法跟那些新进的人一起混；看在我年纪大了不爱惹事的份上，让我管管老百姓吧。
这两句话，被御史台的官员挑了出来。他们说"新进"是讽刺变法派，"生事"是攻击新法。于是弹劾的奏章一封接一封送到宋神宗面前，说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
七月，御史台派人到湖州，把苏轼抓了起来，押解进京，关进御史台的大牢。
御史台院子里有棵柏树，上面常年栖着乌鸦，所以人们管这里叫"乌台"。这就是历史上的"乌台诗案"。
一百三十天的牢与一群救他的人
苏轼在牢里待了一百三十天。
审讯的官员翻出他的诗集，一句一句地问，让他解释每一首诗的用意。有些句子确实尖锐，比如"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这是写老百姓买不起盐；"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这是说读书人不学法律，没法辅佐君王。这些话被解读为讽刺朝政。
苏轼大部分都认了。他知道自己写诗爱发议论，有些话确实不合时宜。他也知道，这次可能活不成了。
有一天，狱卒给他送饭，送来一条鱼。苏轼一看，脸色大变。
原来他跟儿子苏迈约定：平时送饭送菜和肉，如果听到不好的消息，就送鱼。这条鱼，意味着外面传来的是死讯。
苏轼以为自己要死了，写了两首诗给弟弟苏辙，其中一首是："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后来才知道，是苏迈有事外出，托亲戚送饭，亲戚不知道约定，随手做了条鱼。
苏轼能活下来，靠的是很多人。
弟弟苏辙上书，请求用自己的官职赎兄长的罪。朝中一些大臣也出面说话，包括已经退休的王安石。王安石当时在江宁，听说这事，写信给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哪有太平盛世杀才子的道理？
还有太皇太后曹氏。她病重时，神宗去看她，她说：我听说苏轼因为写诗被下狱，这是有人害他。当年仁宗皇帝策试制科，得到苏轼兄弟，高兴地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现在却要杀他，不合适。
最后，神宗没有杀苏轼，把他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做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是个没有实权的闲职，等于流放。
黄州：一块地，一座亭，几首诗
苏轼到黄州时，四十五岁。
他没房子，没俸禄，一家人挤在城东一座叫"临皋亭"的水驿站里。钱也不够花，他把每月的钱分成三十串，挂在房梁上，每天用画叉挑一串，用不完的存起来招待客人。
朋友帮他在城东一片荒坡上要了一块地，他带着家人开荒种地。这块地在城东，所以叫"东坡"。他给自己起了个号：东坡居士。
他在这儿盖了几间草房，因为是在雪中落成的，取名"雪堂"。他在墙上画了雪景，还写了篇《雪堂记》。
黄州五年，是苏轼一生创作的高峰。
他写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写了《前后赤壁赋》，写月夜泛舟，写"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他写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他还发明了一道菜。黄州的猪肉便宜，"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写了首《猪肉颂》："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这就是后来的"东坡肉"。
他还在东坡上盖了个亭子，叫"东坡雪堂"；在江边找到一块石头，颜色像玉，做成砚台；跟农夫聊天，跟和尚论道，跟朋友喝酒。有一次喝醉了，半夜回家，家童睡熟了敲门没人应，他就在江边站了半天，写了"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这段日子，他从一个"朝廷官员"变成了一个"人"。
从黄州到惠州到儋州
后来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旧党上台，苏轼被召回京城，官至翰林学士。可他在朝堂上又得罪了旧党——因为他觉得新法里有些东西是好的，不该全废。结果两边都不容他，他自己请求外放，去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
在杭州，他疏浚西湖，用挖出来的淤泥堆了一道长堤，就是今天的"苏堤"。他还建了医院"安乐坊"，救治病人。
1094年，新党再次上台，苏轼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阳）。这时候他已经五十九岁。
惠州在当时是蛮荒之地，瘴气横行。苏轼却过得很自在，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还研究酿酒，写信跟儿子讨论酒曲的配方。他修桥、引水，帮当地人解决实际问题。
三年后，又被贬到儋州（今海南儋州）。这已经是大宋版图的最南端，过了海就是天涯海角。在宋朝，流放海南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
苏轼在儋州住了三年。他住茅屋，吃芋头，跟当地的黎族人打交道。他办学堂、教书，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姜唐佐，就是他的学生。他写《书上元夜游》，写"海南万里真吾乡"。
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获准北归。他坐船过海，写"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第二年，他走到常州，病倒了。七月二十八日，他在常州去世，年六十六岁。
临终前，维琳和尚在他耳边说："端明宜忘西方。"（意思是提醒他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苏轼说："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西方不是没有，只是使不上劲。）朋友钱世雄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苏轼说："着力即差。"（一使劲就错了。）
这是他最后一句话。
他为什么被这么多人喜欢
苏轼一生，做官四十多年，被贬了三次，流放的地方一次比一次远。按常理，这样的人生该是苦的。可他的诗文里，苦很少，多是豁达。
他的豁达不是天生的。他在牢里以为自己要死了，也写过"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这样的句子。他也有过恐惧、委屈、愤怒。可他从这些情绪里走出来了。
他走出来的方法，很朴素：找事做。
在黄州，他种地、做菜、盖房子；在惠州，他修桥、酿酒；在儋州，他教书、采药。他不让自己闲着，也不让自己沉在情绪里。他把注意力放在具体的事情上，然后那些事就一点点把他救了。
还有一点，他从不记恨。他跟王安石政见不合，可王安石失势后，他路过江宁，专门去看望，两人一起游山、谈佛、论诗。王安石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他跟程颐（理学家）不和，可程颐被贬时，他也替对方说话。
他被章惇（新党宰相）整得最惨，贬到海南。后来章惇也失势被贬，章惇的儿子写信给苏轼，怕他报复。苏轼回信，还寄了药方，说：你父亲年纪大了，岭南湿热，注意身体。
这种心胸，在中国文人里是极罕见的。
苏轼不是完人。他说话不谨慎，写诗爱讥讽，做事有时冲动。乌台诗案里那些被挑出来的句子，确实有些是在发牢骚。
可正是这些不完美，让他显得真实。
中国的文人，往往有两种典型：一种是屈原式的，宁折不弯，最后投江；一种是陶渊明式的，看破红尘，归隐田园。苏轼走的是第三条路：他不硬碰，也不逃走，他在被贬的地方好好活着，把日子过出味道来。
他留下的东西，不只是诗词文章。他留下的是一种活法——当命运把你往下压的时候，你可以不认输，也可以不硬扛，你可以蹲下来，看看脚下的土，种点什么。
林语堂给他写过一段评语，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一个大书法家，一个创新的画家，一个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一个佛教徒，一个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一个酒仙，一个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
这么多身份堆在一起，其实就是一句话：他是个活生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