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一月，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很谦虚，叫《文学改良刍议》。刍议，就是刍荛者的浅见、未定的草稿。可就是这篇自谦为刍议的文字，被陈独秀称作「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成了白话文运动的开场锣。
文章列出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前几条是精神上的革命，后几条是形式上的革命，条条都冲着千年相承的古文和骈文去。他批评当时的文章言之无物，又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周秦唐宋。
这些想法不是凭空而来。在美国，他和梅光迪、任叔永等朋友为「作诗如作文」争论很久，对方笑他写白话诗是「活地狱」「鹦鹉名士」，越反对，他想得越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被「逼上梁山」。他先把八事写信告诉陈独秀，陈独秀一见大喜，催他切实写一篇改良文学的论文，这才有了《刍议》。文章发表的这年夏天，胡适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紧接着，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摇旗呐喊，甚至演了一出「双簧信」引出守旧派来驳，一场本来温和的「改良」，渐渐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第二年，胡适又写下《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把「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字立为目标。
影响比他预想得来得更快。白话诗、白话小说、白话报刊接踵而起，他自己也出版了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虽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式的句子还带着旧诗的尾巴，却第一次让人看见白话也能入诗。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国民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用白话、使用新式标点。一种被正统文人看作「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几年之间登堂入室，成了教科书和公共写作的正统。
胡适后来的行迹复杂得多：办刊物、参与论战、出任驻美大使，晚年定居台北，一九六二年在南港中央研究院的欢迎酒会上心脏病发辞世，政治立场也一直有争议。但若只把镜头对准一九一七年那篇文章，事情很清楚——是他先把写文章要说人话、要写今天这件事，系统摆到全国读书人面前。两年后，他在《每周评论》上写下另一句流传更广的话：「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前一句主张改良文字，后一句主张改良问题，背后都是同一个相信渐进、看重实证的胡适。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