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美国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礼堂里，五十个国家的代表依次走到桌前，在一部崭新的国际文件上签字，这就是《联合国宪章》。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签下名字，代表团共九人。在清一色的男代表中间，有一位身着旗袍、神情沉静的中国女性——五十二岁的吴贻芳。她是中国代表团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当天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
这里要把「第一」的口径说准。当天签字的女性并非只有她一人，中国、美国、巴西、多米尼加代表团各有一位女性代表签字，一共四位。过去有些文章笼统称她是「世界上唯一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女性」，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稳妥的表述是：她是中国代表团的唯一女性，也是《联合国宪章》上最早签字的女性之一，中文权威资料多称她为「第一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无论按哪个口径，在一九四五年那样一个几乎由男性主导的国际场合，一位中国女性能坐在签字席上，本身就说明了分量。
吴贻芳，祖籍江苏泰兴，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北武昌，是中国第一代受过完整现代高等教育的女性。她早年家庭连遭变故，靠苦读，一九一九年成为金陵女子大学第一届五名毕业生之一，后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获生物学博士学位。一九二八年，三十五岁的吴贻芳回到母校出任校长。这所一九一五年创办于南京的教会女子大学，由此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执掌校政。
她一做校长就是二十三年，直到一九五一年院系调整、金女大与其他学校合并。她治校极重人格教育，把校训「厚生」两个字落到实处——「厚生」语出《尚书》，意为让自己的生命充实，也要帮助别人好好生活。抗战时期，金女大西迁成都华西坝，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她带师生办乡村服务、儿童福利和灾民救济，把课堂和社会连在一起。金女大毕业生后来分布在教育、医疗、科学各领域，很多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女性专业人才。
她能出现在旧金山并非偶然。作为无党派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吴贻芳在抗战中积极参与国民参政会，力主民主与团结，在国内外都有声望。一九四五年联合国制宪会议召开，中国需要一位能够代表妇女和教育界的人物，她成为合适人选，在会上发言沉稳，为战后国际组织纳入妇女权益、教育合作等内容发出了中国女性的声音。
新中国成立后，吴贻芳历任江苏省副省长、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一九八五年她在南京病逝，终年九十二岁，终身未婚，把一生都给了教育。一九四五年那支钢笔落纸的一瞬很短，却为中国女性在国际舞台上写下重重一笔——在那个属于男人的会场里，她安静地坐着，本身就是一种主张。
❝她不是靠嗓门，而是靠二十三年「厚生」教育走上旧金山签字台——在全是男人的会场里，这位中国女校长安静地落笔，替半个世界的女性签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