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英是湖南醴陵丁家坊人，约生于一八七〇年代初，生年诸说不一，有作一八七二年者，也有记作一八七四年者。她的父亲张云齐通经史，亲自教她读书赋诗，没有逼她缠足，她在开明的家庭里长成一个能诗能骑射、不肯作女儿态的女子。一八九六年，她与同乡李发群结为夫妻，后来同赴长沙入新式女学。一九〇四年前后，她获官费东渡日本，入东京实践女学校求学，与先后来日的秋瑾、唐群英等湘籍女性相识；一九〇六年，她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把自己绑进了反清革命的事业。她的卒年同样有异说，较通行的记载是一九一五年前后，年仅四十余岁。
武昌起义后，她与唐群英等留日女同学相继回国，在上海参与发起女子后援会，向各界募集粮饷、被服与医药送往江浙前线，又挑选青壮女子编入北伐军救济队，随队开赴战地救护伤兵。同一时期，唐群英率领的女子北伐队数百人列入江浙联军编制，参加攻取南京之役；张汉英则在后方筹饷、联络、组织，与前线的女杰彼此呼应。她们相信，女子既与男子共担了光复的义务，共和告成之后，便应分得同等的政治权利。
这一期待很快落空。一九一二年，南京临时参议院起草《临时约法》，只写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只字未提男女。这年三月，她与唐群英、张昭汉等联名上书孙中山与参议院，要求添入男女二字或删去限定语，为女子参政留出余地，请求未被接纳。四月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成立，她是核心成员；八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党纲中男女平权一条被删，她与唐群英等严词诘问，通电誓死争回，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
一九一三年初，她与唐群英、丁步兰等在长沙创办《女权日报》，每日出两大张，倡男女平权、并参国政，是湖南第一份妇女报纸；她又在《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上撰文，与反对女子参政者公开论战。她写道，女子要求政权，不是拿它作角逐名场的资本，实在是要把它当作尽社会责任的盾牌；又说参政一事，上关国家、外关社会、内关家庭，并非一姓一己的私事。参政运动受挫后，她转回醴陵，借西山史家老屋创办女子学堂，自任校长兼教员，最初只有十余名女生，次年增至四十余人，课业之外常向学生宣讲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她顶着守旧乡绅的压力，把学堂迁往南华宫，再迁先农坛，办到四个班的规模。
她病逝前后，国会已被解散，民初女子参政的高潮随之退去，《女权日报》也因经费不支停刊。她没有看到女子参政被宪法承认的那一天，湖南女界却记住了这个不肯作女儿态的醴陵女子。从东京的会场到议院门前，再到醴陵的女子课堂，她走的路很直：争权不是争名，是为了尽责。
❝吾人要求政权，非以之为角逐名场之资，实赖以为吾人尽职之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