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十年，咸阳宫来了个大梁客，布衣，名缭，姓什么没传下来，生卒年也不详。他给年轻的秦王献了一条不算堂皇的计：以秦国之强，诸侯不过是郡县之君，怕就怕他们合纵、出其不意，这正是智伯、夫差、齐湣王败亡的老路；但愿大王不要吝惜财物，拿三十万金去贿赂六国权臣，乱他们的谋划，诸侯就能尽数收拾。《史记》记这一年，「大梁人尉缭来」。
秦王待他礼数极隆，见面行平等之礼，衣服饮食都跟自己一个规格。可尉缭看完这个人，私下说了一段冷到骨头里的相人之语：「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说完，他真就跑了。秦王察觉，硬把人追回来，授为国尉，终用其策；自此李斯用事。
这是《史记》里的尉缭。至于传世兵书《尉缭子》的作者是不是他，至今没有定论。《隋书·经籍志》说尉缭是「梁惠王时人」，今本第一篇正是梁惠王问、尉缭答；而《史记》里的尉缭到秦王政十年才入秦，两说相距百年上下。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历来打不清官司，稳妥的读法是把二者分开看：一位是入秦说嬴政的客卿，一部是战国兵家递传下来的遗书。
书本身也蒙过冤。清代以降不少人断定《尉缭子》是后人拼凑的伪书。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大批竹书，其中六篇残简与今本《尉缭子》相合，也跟唐代《群书治要》的引文对得上，伪书之说这才基本销声。但竹简证明的是书之古，证明不了作者是谁；先秦子书多经门客后学递相传授、改易文字，今本不类古书处，很可能正是传授者以当时文体改易的结果。
今本五卷二十四篇，位列武经七书，内容从治军、号令、营阵编制到重刑连坐的军法，连赏罚等次与伍卒保甲都写得明明白白，史料价值极高，是后人考见战国军制的活材料。清代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里说，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论今、学问博洽，首推尉缭。开篇《天官》就不讲阴阳时日那一套，认定「天官时日，不若人事」；《武议》又写「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主张「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杀掠父兄、掠人货财子女的军队与盗贼无异。一个看透了虎狼之主、想逃而没逃掉的人，笔下却反复叮咛慎战爱民——这层张力，比任何一种定论都更像真实的人。
❝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