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〇年，陈焕镛生在香港，父亲做过晚清的驻外领事，他少年时随家人在海外读书，后来回到内地。一九一九年，他从美国哈佛大学的林学硕士毕业，同年就束装回国，到大学任教，从此把一辈子交给了中国南方的山林。那时候，中国自己的植物分类学几乎是空白，大量标本被外国人采走，命名和研究也都由外国机构说了算。
他先后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任教，带着学生钻进浙江、安徽、广东、广西的山里采标本，边采边鉴定，很快积累起一批中国人自己掌握的植物收藏。一九二八年，他受聘到广州，亲手创办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这就是后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的前身。建所之初，经费拮据，人手不足，他自己定规划、筹经费、训练采集员，组织起一支常年在野外作业的队伍；一九二九年起，又创办植物学专刊，用中外文发表研究成果，让中国植物有了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术园地。
华南和海南的热带、亚热带密林湿热多瘴，当时的交通又极不方便。他带着采集员一进山就是几个月，吃住都在林中，发现的植物当场编号、登记、压制、烘干、装订，再一担担挑出山来。十几年间，研究所攒下了十多万号标本，并与国内外的标本馆交换，一座中国人自己的植物分类学基地在广州立了起来。许多南方特有的树木花草，第一次有了中国学者采的标本、写的鉴定。他和秉志、胡先骕等同行一道，被看作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群体。
抗战爆发，广州危急，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十多万号标本和大批图书。他设法把标本图书分批运到香港暂存；香港沦陷后，又冒着极大的风险把它们秘密分批运回内地，一路上躲搜查、避战火，辗转千里，大部分标本竟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为了维持研究和同行的生计，他还曾在战乱中四处奔走筹款，自己的安危倒放在一旁。
五十年代，广西等地发现了一种原先只在化石中见过的珍稀针叶树，枝叶标本采到后，又采得带种子的球果，后来定名银杉，被称为植物活化石。银杉的发现与命名，是广西、华南、北京多个单位的植物学工作者共同协作的成果，一九五八年由陈焕镛与匡可任联名发表定名，他始终把这件事看作集体协作的成绩。一九五五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分在生物学地学部；此后他参与主持《中国植物志》的编纂规划，为这部多卷本巨著铺了路。一九七一年，他在广州去世。他一生的工作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摸清中国南方的植物家底，再把这十多万号标本替国家守了一辈子。
❝此等标本，皆国家之物，吾在，则物必在。（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