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的巴黎，战争刚结束一年。三十八岁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已经是一位小有文名的存在主义作家和哲学家。她生于一九〇八年，父亲是律师，母亲虔信天主教，她少年时信过神，很快转向哲学，在索邦与巴黎高师的圈子里与萨特相识，结为终身伴侣——两人约定互不隐瞒、不共同占有、各自保留自由，这段关系后来被议论得太多，反掩了她自己的思想分量。她先写小说，《女宾》《他人的血》在战时与战后陆续出版，主题始终是一个：自由的人如何在与他人的关系中选择自己。
一九四六年，她本想写一部关于自我的随笔，动笔时才发现一个令她不安的事实：在男人的话语里，「女人」从来不是和「男人」对等的主体，而是被定义的「他者」。她临时搁下原计划，钻进国家图书馆，用三年时间把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文学、神话里关于女性的材料梳理了一遍。她追问：为什么一半的人类在全部文明里都被放在第二等的位置？这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被一步步造就的处境。写作期间她还游历美国，见到美国女性的生活，又观察法国女性刚获得选举权时的茫然，材料越积越厚。
一九四九年，《第二性》分两卷出版。书的第二卷起首那句后来传遍世界：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她的意思是，所谓「女人味」——温顺、被动、以他人为中心——并非来自子宫或某种永恒的女性本质，而是整个文明从女孩出生起就不断教化、规训、塑造的结果；生理事实不构成命运，处境才限制选择。全书从原始社会写到当代，从神话里的母亲形象写到妓女、修女、交际花，论证女性如何被剥夺成为主体的机会。书一出，第一周售出两万余册，却也招来围攻：有人骂她伤风败俗，梵蒂冈把它列为禁书，连不少左翼男性也嫌她偏离了阶级议题。
她不是一开始就以女权主义者自居的。《第二性》出版后的十几年里，她一度相信社会主义革命会自动带来妇女解放；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妇女运动在法国重新高涨，她才公开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签名支持堕胎合法化的宣言，参与创办妇女刊物，走上街头。一九四九年那本书的真正读者——第二波女权运动的那一代女性——是在二十年的滞后中读懂它的：她们从书里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困境不是个人不幸，而是一种共同的、可以追问的处境。后来这部书被译成几十种语言，成为二十世纪被读得最多的哲学著作之一。
她与萨特的关系仍常被拿来当谈资，但书本身早已越过了任何一段关系。一九八六年波伏瓦在巴黎去世，与萨特合葬蒙帕纳斯公墓。她留下的不是一套僵硬的教义，而是一个持续逼问每个人的问题：如果「女人」是变成的，那么人也可以选择不再照旧地变成下去。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