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末年，有个小国叫孤竹国。国君有三个儿子，长子叫伯夷，三子叫叔齐。父亲年老，想立叔齐为继承人。父亲死后，叔齐把王位让给伯夷。伯夷说，父命不可违，于是逃出孤竹。叔齐也不肯即位，跟着逃走了。国人只好立中间那个儿子为国君。
这个故事，被司马迁放在《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伯夷列传》。为什么？司马迁说：「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在一个争名逐利的末世，伯夷、叔齐为义而奔，让国饿死，天下称颂，所以放在列传之首。
兄弟俩逃出孤竹后，听说西伯姬昌（即周文王）善于养老，便一同前往。到了岐周，正逢文王去世，武王姬发载着父亲的灵牌，兴兵伐纣。伯夷、叔齐拦在武王马前，叩马而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左右的人要杀他们，姜太公说：「此义人也。」扶着他们离开了。
武王灭商后，天下宗周。伯夷、叔齐却以做周朝的臣民为耻。他们逃到首阳山——具体位置众说纷纭，有山西永济、陇西、洛阳东北等多种说法——不吃周朝的粮食，采山上的薇菜充饥。《史记》记载，他们饿得将死时，作了一首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歌声里有怨，有不平。
孔子在《论语》里评价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在他看来，这二人无论让国还是饿死，都是为了坚守仁德。坚守仁，就可能流浪挨饿；不流浪不挨饿，就失去了仁。他们不怨。
司马迁却对此有不同感受。他在《伯夷列传》里写道：「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他疑惑了——如果天道佑善，为何善人饿死，恶人盗跖却寿终正寝？这个问题，至今无人能答。但伯夷、叔齐的故事流传了三千多年，不是因为他们是政治正确的典范，而是因为他们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了自己认为对的事，并且为这个选择承担了到底。让国不争，扣马而谏，采薇而食，饿死而不悔。三千年来，每一个读到这段历史的人，心里都要掂量一下：换了我，做不做得到。孔子说「求仁得仁」，司马迁问「天道无亲」，两条路都是真的——一个说坚持值得，一个说坚持未必有好报。读者自己选。三千年来，伯夷叔齐之名长存，正是因为这份选择的重量。
❝天道有没有偏向善人，没人知道。但一个人肯为自己信的东西饿死，这件事本身，就是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