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九年，二十岁的吕碧城从塘沽舅家翻墙出走，只身到天津求新学。她身上没钱，打听到舅父下属的方夫人住在滨江道的《大公报》馆里，便写了一封求助信。这封信恰好落到报馆经理英敛之手里。他读罢，亲往旅馆拜访，当场邀她进报馆做见习编辑，还让她搬进馆里住。转过年——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中国新闻史上有了第一位女编辑。「第一位」是通行的说法，具体到「见习」与「主笔」的名目，旧档记载略有出入，但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子执掌报笔，确是开了先例。
她的笔很快让京津侧目。在《大公报》上，她发《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又填《满江红·感怀》：「晦暗神州，欣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把法国的圣女贞德径直写进词里，号召二万万女同胞与男子竞争。一时名流投诗相和，人说「到处咸推吕碧城」。也是在这一年，她参与创办北洋女子公学，后来做了监督，被称作近代女子执掌校政的第一人。
也就在这一年的六月，报馆门房举着名片进来通报，说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吕碧城抬头，看见一个穿男装、梳发髻的来客，「长身玉立，双眸炯然，风度已异庸流」——这是她多年后仍记得清清楚楚的第一面。来人是秋瑾。秋瑾出道时也曾以「碧城」为号，文章常被读者混成一个人；两位「碧城」相见竟日，秋瑾此后便不再用这个号，劝她同赴日本，她婉拒，说愿留在国内以「文字之役」遥相呼应。这段交往点到即止；三年后秋瑾遇难，她受了牵连，经人保释才脱身。
她后来的路，比一首词宽得多。辛亥革命后她入过袁世凯的总统府，见洪宪帝制议起便辞职南下；在上海经商致富，又两度游学欧美，把诗文写到异国。她终身未嫁，对劝她成家的人答得干脆：她自有她的安顿。
中年以后，她把这份安顿交给了护生。一九二〇年前后她皈依佛门，提倡素食，一九二九年在维也纳出席世界动物保护大会，向欧美各国宣讲戒杀，被称作中国最早的动物保护倡导者之一。硝烟与口号都散了，她晚年留在香港，一九四三年在九龙辞世，遗命把著作与遗产用于护生。
从塘沽出逃的夜晚，到香港圆寂的清晨，吕碧城一辈子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不把自己的命交到别人手里。一封求助信她敢写，一篇女权词她敢登，一所女学堂她敢办；在还没有「女编辑」这个词的时候，她先把这个位置坐了下来。
❝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