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的一天，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王承书，问她愿不愿意再改一次行，去搞铀同位素分离。这是中国研制原子弹最卡脖子的一环：没有合格的高浓铀，核弹造不出来。而这项研究属于国家最高机密，接手之后，她的名字要从物理学界彻底消失，论文不能再发，会议上不能再露面，连丈夫张文裕都不能告诉。王承书只回答了三个字：我愿意。这已是她第三次转行。
王承书，湖北武昌人，一九一二年生，一九三四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是系里少见的女生。一九四一年她赴美留学，在密歇根大学随统计物理学家乌伦贝克做研究，在稀薄气体输运理论上取得国际同行承认的成果，一九五六年与丈夫张文裕一道回国。回国后她第一次改行，从统计物理转去做受控核聚变相关的等离子体研究；第二次改行，承担铀同位素的理论计算；第三次，就是一九六一年接下气体扩散与分离膜的硬担子。每一次，都等于在新领域从头开始。
接下任务后，她从北京的学术圈里消失了。她长期驻在兰州的扩散工厂，对外只留一个信箱编号，对家里只说在外出差，一去就是多年。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残缺不全的资料，她带着一批年轻人从头建立中国自己的气体扩散理论，逐片计算分离膜的参数。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她和团队拿出中国第一批合格的高浓铀产品，交付时间比计划大幅提前。同年十月，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这背后的名字，当年没有任何一家报纸能够写出。
涉密的技术细节，今天也不必在此铺陈。能讲的是她的工作方式：所有计算稿纸与笔记按规定定期上交销毁，她从不在家中谈一句工作；直到多年以后部分任务解密，同事们才渐渐知道这位安静的女物理学家当年扛着多重的分量。她后来担任核工业战线的技术领导职务，一九八〇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
她的生活清简到近乎苛刻。困难时期，她把省下的布票、粮票寄给更困难的同事；晚年一次次给教育事业和灾区捐款，落款常常不写真名。若当年留在美国，教授职位、实验室和署名著作都会顺理成章；她换回来的，是近三十年不能署名、不能公开、连家人都无法解释自己在做什么。一九九四年六月十八日，王承书病逝，年八十二。三次选择，她的回答始终是同样三个字：国家需要，她就愿意。
三次我愿意，一次比一次重。她把自己的名字藏了起来，把国家最急需的东西做了出来。
❝无论什么事，只要国家需要，我都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