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四日，香港九龙宋庆龄的寓所里，一间不大的客厅坐满了人。这一天，「保卫中国同盟」正式成立。没有敲锣打鼓，成员就是中外记者、医生、银行家，还有几位热心的外国朋友。中央委员会主席，是四十五岁的宋庆龄。
她为什么会在香港？往前推半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日军占领上海、进逼南京，她在友人反复劝说下撤离到港。那时沿海大片国土沦陷，国民政府退到重庆，外界几乎不知道中国军队还在怎么打、缺什么。而香港还是英国人的地盘，船运畅通，是少数能向海外发声、接收援助的窗口。这个窗口，被她一把抓住了。
保卫中国同盟做的事，听起来朴素，做起来极难：向全世界讲清楚中国军民在怎样苦撑，再把募来的钱、药品、医疗器械，送进最需要的前线和敌后。她用自己的名字和孙中山夫人的身份作担保，亲笔写信给海外华侨、国际友人和救济团体；同盟出版中英文新闻通讯，把八路军、新四军缺医少药的真实状况登出去，打破了一边倒的舆论封锁。
钱和物真的来了。据记载，同盟成立头一年，募得的款项和物资折合约二十五万港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最有名的是药品：一九三九年，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为新四军募集了二十万片奎宁——疟疾在南方水乡的部队里肆虐，这二十万片药，救下的是成片的性命。她顶住压力，坚持把援助公平地送到所有坚持抗日的部队手里，不管番号是什么。不少绷带、药品，就经由她和成员的手，从香港秘密辗转运进延安和皖南。很多外国记者、医生，比如后来组织国际和平医院的白求恩、柯棣华，也都和这条援助线紧紧连在一起。
这不是她第一次把自己放在风口浪尖。一八九三年她生于上海，一九一五年与孙中山结为伴侣，此后一直站在革命一边；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她才三十二岁。在民族危亡的关口，她没有躲进「总理遗孀」的名号里安享清福，而是选择了最具体、最危险的工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就在香港沦陷前，她搭乘最后一班飞机撤离，辗转前往重庆，援助工作也随即跟了过去。一九八一年五月，八十八岁的宋庆龄在北京病重。五月十五日，她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五月十六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五月二十九日溘然长逝。回看一九三八年那间小客厅，没有一兵一卒，却接通了一条横跨大洋的补给线。一个人能调动的最大武器，有时候不是权力，是天下人都信得过的人品。
❝她本可以靠一个名字安稳过完一生，却偏要把这个名字变成前线急需的一箱箱药。所谓担当，就是明知道路难走，还是站到了最该有人站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