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二年初春的一个夜里，东京中津藩旧屋的一间房里，福泽谕吉铺开稿纸。他要写的不是汉学大著，而是一本给普通人看的小册子，开口第一句就把江户几百年的秩序掀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意思是天生万民一律平等，人与人的差别只在学与不学。小册子初编当年刊行，连正版带翻印销行数十万册；其后四年他陆续写了十七编，累计销行数百万册，具体数字各家统计不一，只能取约数，但幕末明治之初，日本几乎每间村塾都有这本书在传。
福泽谕吉一八三五年生于大阪一个下级武士之家，少年时在中津藩饱尝门阀之苦，汉文兰学都下过苦功。幕府末年他随船两度赴美、又游历欧洲，在海外看见的不是坚船利炮那么简单，而是一整套靠独立人格运转的社会。回国后他不肯做官，明治政府几次邀他入阁，都被谢绝；他把全副身家押在庆应义塾上，讲堂上讲经济学、讲演说术，演说这个词都是他们这辈人新造出来的。塾里不看门第，武士之子与町人子弟同窗而坐，账簿、物理、万国公法都在课程里。他要把武士和商人的子弟，教成不依附任何人的国民，他反复说，一身独立，一国才能独立。
灯下这个人的复杂处，也必须说全。一八八五年，他主持的《时事新报》刊出一篇未署名社论《脱亚论》，断言日本国民精神已脱离亚洲固陋，当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此文未署作者名，是否出自福泽亲笔、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他，日本学界长期有争论，他名下的《时事新报》社论与本人执笔的文章本就难以一一切分；而他的亚洲观前后确有变化，明治初年尚主中日提携，后来却赞过对外用兵，渐染弱肉强食之论，其言论被后来日本对外扩张的意识形态引为资源，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只用脱亚入欧四个字概括他，或只用这四个字定他的罪，都太省事。
他最看重的身份始终是平民先生。一九〇一年去世前，他留下的意思大致是：子孙不许世袭义塾的位置，学问是天下公器。他没赶上的事很多：一九八四年日本发行新版一万日元纸币，印上他的头像，一印几十年，普通人每天掏钱买东西，都要和这个倔强的兰学者打个照面。
一张纸币给不了历史结论。他启蒙了一个国家的平等意识，他晚年的言论又映照着那个国家转向扩张的阴影，两面都是真的。一个国家的独立，或许真要从每个普通人先站直了开始，不把自己的脑袋借给别人用。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