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的北平，东四牌楼附近一处翻修的旧院落里，坐着三十名平均年龄五十四岁、多半不识字的妇女。她们是四城挂牌的旧式接生婆，被请进一个两个月的训练班，讲台上的主办者只要求她们记住三件事：用无菌的方法正常接生，正确地结扎脐带，遇到危险信号立刻把产妇转给医生。结业考试那天，十九人合格，每人领到一只接生包，里面有围裙、消毒剪线、肥皂、毛刷、眼药水与来苏水。主办者杨崇瑞，直隶通州人，一八九一年生，一九一七年毕业于协和女子医学院，是中国最早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女性之一。
她本是妇产科医生，在山东德州与天津一带见过太多产妇死于产褥热、新生儿死于破伤风。一九二五年她被选送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公共卫生，又考察英、加诸国的妇幼保健，渐渐认定：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公共卫生是一条最节约、最易生效的防病之路。回国后她任协和公共卫生科讲师兼第一卫生事务所保健科主任，带人到北平郊外逐村调查，发现有些村落婴儿夭亡率高得惊人，接生全凭一位旧产婆，不洗手、不修指甲，断脐用的是未消毒的剪子或瓦片。她在《中华医学杂志》撰文，据每年出生数与欧洲高水准国家的经验推算，提出助产教育必须单独立法、成批培养正规助产士的方案。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六日，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在北平正式成立，她出任校长，亲定校训牺牲精神、造福人群。学校一边办两年制正科，招收高中毕业生培养高标准助产士，一边继续办旧产婆速成班；附设产院收治贫妇，收费低微，赤贫者减免。她提出一个五十年计划：培养十五万名合格助产士，建成全国妇幼保健网，让每一个需要照料的母婴都得到照料。其后十余年间，由她推动或帮助建立的助产学校与妇幼保健机构遍及南北；抗战军兴，她已受聘国际联盟妇婴卫生专家考察欧洲，闻讯即兼程赶回，在武汉红十字会医疗队效力，又辗转贵阳、重庆、成都、兰州办分校、建保婴机构，战火里新法接生没有中断。
她还是中国最早公开提倡节育的医生之一，三十年代初就在北平办起节育指导门诊，提出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一九四九年后她应召回国，出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把新法接生推向全国；受过她教益的人里，有后来被称为万婴之母的林巧稚。一九八三年，这位九十二岁的老人在北京病逝，万安公墓的碑石背面刻着「她的功绩与日月同在」。她一生未婚，说全中国的儿童都是她的孩子；在《一个产科医生的生活》里，她写过一句话：生活中最真挚的快乐，是为他人谋求幸福。北平旧院子里那十九只接生包早已不知去向，可正是这样一只只消过毒的包，把中国母婴死亡的曲线，一寸一寸压了下去。
❝生活中最真挚的快乐，是为他人谋求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