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平定那年，是公元763年。唐朝上下松了口气，以为最难的日子过去了。
可真正的麻烦才刚开始。
这场持续八年的叛乱，唐朝是靠什么打赢的？靠的是两样东西：一是把内地也设成军区，让地方自己招兵、自己筹钱、自己打仗；二是请回纥等外族出兵帮忙。打赢之后，这两样东西都收不回来了——内地新设的节度使拥兵自重，回纥人则被允许在洛阳等地大肆抢掠。更要命的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事，朝廷对投降的叛军将领一律宽大处理，安禄山的老部下田承嗣、李怀仙、李宝臣这些人，摇身一变都成了唐朝的节度使，继续管着原来的地盘和军队。
朝廷不是没想过收拾他们，但力不从心。于是唐朝中后期的一百四十多年，就在两股势力的拉扯中慢慢耗尽了元气：外头是割据一方的藩镇，里头是掌权的宦官。一个在外，一个在内，像两把钳子，把大唐夹在中间。
河朔三镇：朝廷管不了的地方
安史之乱后，最不听话的是"河朔三镇"——魏博、成德、卢龙。这三个镇分别由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掌控，地盘大致在今天河北一带。
这三镇的节度使，名义上是唐朝的官，实际上是土皇帝。他们自己收税、自己养兵、自己任命下属官员，职位父死子继，朝廷只能事后追认。田承嗣甚至给安禄山、史思明立了祠堂，称他们为"四圣"，朝廷知道了也不敢管。
最夸张的是魏博镇。田承嗣挑了十万精兵做自己的亲卫，叫"牙兵"，待遇优厚，世代相传。后来这帮牙兵越来越横，节度使不合他们心意就杀，杀了再立一个。有一任节度使史宪诚，就是因为牙兵不满意，全家被杀。这种"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局面，成了河朔三镇的常态。
朝廷为什么不管？因为管不了。唐德宗时期试过硬来。公元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儿子李惟岳要求继承职位，德宗拒绝，结果三镇联合造反，史称"四镇之乱"。战事一起，朝廷调去的泾原兵路过长安，因为赏赐太薄发生哗变，直接攻进皇宫，德宗仓皇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这就是"泾原兵变"。皇帝被自己的兵赶出京城，最后只能下罪己诏，承认三镇的地位，才勉强平息。
到唐宪宗时期（806—820年），朝廷一度振作。宪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任用裴度、李愬等人，先后平定了西川刘辟、镇海李锜，又趁魏博镇内乱招降了田弘正，最后在公元817年雪夜袭蔡州，活捉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这一系列胜利，史称"元和中兴"。河朔三镇一度表示归顺，宪宗还收复了淄青十二州。
可这个势头没能维持。公元820年，宪宗突然暴死宫中，据说是被宦官陈弘志等人所害（也有说法是服药过量）。他一死，河北三镇立刻故态复萌，朝廷再也没能收回。
宦官：从家奴到"废立天子"的人
如果说藩镇是外患，宦官就是内患。而且这个内患，比藩镇更致命。
唐朝前期，宦官地位很低，就是管宫门、传旨、伺候起居的家奴，唐太宗甚至规定宦官不得担任高官。转折点是唐玄宗。玄宗晚年怠政，开始让宦官高力士帮忙处理奏章，高力士权势渐大，但还算是忠心的。
真正的转折在安史之乱。唐肃宗在灵武即位，身边没几个可信的人，只有宦官李辅国一直跟着他。李辅国因此掌握禁军，权倾朝野，甚至当面跟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气得要命，但拿他没办法，后来派人把他暗杀了。
从那以后，唐朝的皇帝发现了一个尴尬的事实：他们能信任的，好像只有宦官。因为朝臣有派系，藩镇有地盘，只有宦官无家无后，依附于皇权。于是皇帝把最精锐的禁军——神策军——交给宦官统领。
这一步走错，全盘皆输。
神策军是唐朝中后期中央唯一能打的部队，兵力最多时有十五万。谁掌握神策军，谁就掌握长安。从唐德宗后期开始，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成为定制。于是宦官的权力，从"伺候皇帝"变成了"控制皇帝"。
到了唐后期，宦官的权势到了什么程度？唐顺宗想搞改革（永贞革新），宦官俱文珍等人直接逼他退位，扶立宪宗。唐宪宗死得蹊跷，继位的穆宗是宦官拥立的。之后的敬宗被宦官刘克明杀死，文宗是王守澄立的，武宗是仇士良立的，宣宗是马元贽立的，懿宗、僖宗、昭宗……几乎每一位皇帝的上台，背后都有宦官的影子。史书上有一句话概括得很准："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人主之废立由之。"
皇帝当然不甘心。唐文宗就试过一次。他表面上装作软弱，暗中联合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准备一举诛灭宦官。公元835年十一月，李训谎称左金吾仗院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请皇帝派人去看，实际上是想把宦官头目仇士良等人骗过去一网打尽。结果仇士良到了现场，发现埋伏的士兵，立刻挟持文宗退入内宫，随后调动神策军大杀朝臣。那一天，宰相李训、王涯、贾餗等大批官员被杀，死者上千人，血流满地。这就是"甘露之变"。
事变之后，文宗彻底成了傀儡。他自己感叹，连汉献帝都不如——汉献帝受制于权臣，而他受制于家奴。五年后，文宗郁郁而终。
牛李党争：朝堂上的另一场内耗
外有藩镇，内有宦官，朝臣们也没闲着，他们在搞党争。
唐后期最著名的党争是"牛李党争"，前后持续了将近四十年。一方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代表科举出身的官僚；另一方以李德裕为首，代表门阀士族出身的官僚。两派在选官标准、对藩镇的态度、对佛教的政策上都有分歧，但说到底，是权力之争。
这两拨人轮流上台，一上台就把对方的人全部贬出去，对方再上台，又把这边的人全部贬出去。唐文宗有一次无可奈何地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平定河北的藩镇还算容易，去掉朝廷里的党派才难。
李德裕是这场党争里最有能力的人。他在武宗朝当宰相，办了不少实事：击败回鹘、平定泽潞叛乱、裁汰冗官、抑制佛教（会昌灭佛）。可武宗一死，宣宗即位，牛党上台，李德裕被一贬再贬，最后贬到崖州（今海南），死在那里。
党争最大的危害，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整个官僚系统失去了做事的能力。所有人都要先想清楚"我是哪一派的"，再考虑"这件事该不该做"。有才能的人被反复折腾，政务被反复推翻，朝廷的元气就在这种内耗中一点点流光了。
一个空壳
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唐朝的中央政府就只剩下一个空壳。
它还能收一部分税，还能发诏书，还能维持表面的礼仪和体面。可它管不了河北的赋税，管不了神策军的调动，也管不了朝臣的升迁。皇帝坐在大明宫里，能决定的事情越来越少。
更糟的是，这三股势力还互相勾连。藩镇要给宦官送礼，宦官要给藩镇撑腰，朝臣要投靠其中一方才能活下来。整个帝国变成了一张互相牵制的网，谁都没有力量打破它，谁也都在里面烂掉。
公元九世纪后半叶，情况越来越坏。唐懿宗、唐僖宗两朝，皇帝奢侈挥霍，赋税越来越重。关东连年大旱，百姓吃不上饭，地方官还在催税。翰林学士刘允章上《直谏书》，说国有"九破"、民有"八苦"，话说得很重，可没人理他。
帝国的底层，已经开始崩了。只是坐在长安城里的人，还没有听见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