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公元一〇四六年秋），邓州（今河南邓州）。五十七岁的范仲淹在花洲书院里摊开两样东西：一封老友的来信，一幅画。老友叫滕宗谅，字子京，一年前刚被贬到岳州（今湖南岳阳）。他重修了洞庭湖边的岳阳楼，想请名重一时的范仲淹写篇记，随信附上一幅《洞庭晚秋图》。范仲淹一生没有到过岳阳，更没有登上过这座楼。他要对着一幅画，替一座自己没见过的楼写文章。
这不是寻常的应酬。写这篇记之前，他自己刚从权力的中心重重摔下来。庆历三年（一千零四十三），宋仁宗把他召入朝廷，拜为参知政事，让他主持改革。他上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从整顿官吏、严格考核到改革科举，条条切中积弊，这就是「庆历新政」。可惜新政只推行了一年四个月，就在贵族官僚的围攻下失败。庆历五年（一千零四十五），他被贬出京，先后知邠州、邓州。滕子京也是因为被弹劾滥用公使钱而贬岳州的——两个失意人，隔着千里互相打气。
范仲淹盯着那幅画，把洞庭洞的阴晴、远山长江都写进了文章。他写霪雨霏霏时「去国怀乡，忧谗畏讥」，又写春和景明时「心旷神怡，宠辱偕忘」。可他没有停在一悲一喜上，笔锋一转，写下了自己真正想说的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个被贬到地方、连楼都没登过的人，写下的不是牢骚，而是把进退、荣辱都放下之后的胸襟。
这几句也不是凭空而来。「先忧后乐」的意思，化用自《孟子》和前人的说法，但把它铸成这般响亮的句子、立成士大夫人格标尺的，是范仲淹。他两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少年时在长白山醴泉寺苦读，每天煮一锅粥，冷凝后划成四块，早晚就着腌菜各吃两块。后来他考中进士，把母亲接回，恢复范姓。他一生几起几落，却始终认一个理：做官要为天下人，不是为自己。
《岳阳楼记》三百六十多字，写于邓州，却成了岳阳楼的灵魂。滕子京后来请书法家苏舜钦书丹、篆刻家邵竦篆额，记、楼、书、刻并称四绝。皇祐四年（一千零五十二），范仲淹在调任途中病逝于徐州，终年六十四岁，谥号「文正」。他始终没见过那座楼。可九百多年过去，无数人先背熟了「先天下之忧而忧」，才知道世间有过这么一个人——个人的委屈到了他笔下，变成了装得下天下的怀抱。
❝他没登过那座楼，却让一座楼因一篇文不朽；人被贬到了江湖之远，心里装的还是天下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