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十月三日，瑞典学院宣布，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南非白人女作家，六十七岁的纳丁·戈迪默。授奖理由说，她以恢宏而精严的史诗般写作，对人类深有助益；她也是南非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消息传到约翰内斯堡时，种族隔离制度在名义上已开始瓦解，而她为此写了将近半个世纪。
她的起点是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矿业小镇斯普林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生，父亲是立陶宛犹太移民，开一间首饰铺，母亲来自英国。镇上一边是白人的住宅、教堂和商店，一边是黑人矿工的聚居区，警察随时查验证件，这条界线她从小就看得见。她十五岁发表第一篇小说，据她自己说，写作最初的冲动，是想弄明白自己生活其中的那个沉默秩序到底是什么，此后终生没有放下笔。一九四八年，南非正式以「种族隔离」立国，黑白通婚、跨城居住、同车同校都被法律逐条封死，而她恰在这一年在约翰内斯堡安下家，从此再没搬走。
她把这条界线写进了一部部小说，代价是书被一本本禁掉。《陌生人的世界》在南非被禁十年，《晚期资产阶级世界》被禁十二年，《伯格的女儿》也曾被禁数月。一九七四年，《生态保护者》获英国布克奖，小说写一个白人实业家买下黑人世代耕种的农场，丰收之年却越来越坐立不安，土地像在向他讨账；一九八一年的《朱利的族人》设想革命爆发，一对白人夫妇带着孩子逃到黑仆朱利的村庄里求生，主仆关系在饥饿中整个颠倒；《我儿子的故事》则钻进一个混血家庭的裂缝。她还加入了当时被宣布为非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是曼德拉夫妇多年的友人，在家里藏匿过活动家；一九八六年，她出庭为二十二名非国大被告作证，使这批人免于死刑。
她的难，在于从不肯只说一边的话。诺奖演说里她坦言，作家既可能被国家骂成叛徒，也可能被自己支持的解放运动抱怨不够忠诚；在她看来，作家只有连自己所属的那一方也敢用文字去审视，才配得上服务人类。她写白人的善意，也写善意底下不肯松手的特权。《朱利的族人》在新南非一度因描写革命暴力被部分学校撤下，她拒绝删改——她写的从来不是立场的宣传品。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三日，戈迪默在约翰内斯堡去世，年九十。种族隔离已成历史词条，而她留下的那些小说，记录的是制度怎样渗进卧室、餐桌和主仆之间的每一句话——这部分，没有随着制度一起消失。
❝作家只有连自己的忠诚也敢用文字去审视，才是在为人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