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四日，马哈斯韦塔·黛维生于达卡，一个文学气很浓的家庭，父亲是诗人，叔父是后来的电影大师里特威克·加塔克。她在圣蒂尼克坦读书，那是泰戈尔一手办起来的学园，课在树下上，田野与歌舞也是功课；她后来又在加尔各答大学取得英语文学硕士学位。年轻时她嫁给印度人民戏剧运动的剧作家比琼·巴塔查里亚，家计艰难时，她卖过柴、送过信，在邮局、土邦学校做过杂差。四十年代的孟加拉大饥荒、农民骚动与城市底层的赤贫，把她从书本和剧场推向了田野。
一九五六年，她以一部靠实地走访写成的章西女王传走上文坛，而让她成为后来那个马哈斯韦塔的，是印度东部的丛林与村落。一九六〇年代起，她一次次走进比哈尔与西孟加拉的部落地区，与洛达、沙巴尔等原住民族群同住同行，记下他们怎样被地主、高利贷者、警察与林地法令一层层剥光，又为他们的土地权奔走，为戴着镣铐的部落囚徒申诉，为出狱者安排生计。她在监狱门口接过获释的沙巴尔人，替他们打官司、安排住处，办起小小的福利会，自己也被人告过上百回。沙巴尔人不叫她作家，叫她母亲。
她的笔和腿一样勤，一生写下一百多部书、约三百五十个短篇。一九七三年的短篇《乳房给予者》，写一个以乳汁哺育富人家一屋子孩子的乳母，最后被乳腺癌吃掉整个身体，把一个不断「给予」的身体，写成底层供养整个社会的隐喻；一九七四年的《一〇八四号的母亲》，写母亲去认领导在纳萨尔运动中死去的儿子；一九七七年的《森林的权利》写十九世纪部落领袖比尔萨·蒙达的起义，为她赢得一九七九年的印度文学院奖。另一名篇《鲁达利》写一个以代人哭丧为业的部落女人，后来被改编成影片，让她笔下的面孔走向更多人。她还长期编辑一份文学小刊《瓦尔蒂卡》，专发底层新人的稿子，鼓励拉人力车的曼诺兰詹·比亚帕里那样的人自己写自己。批评家斯皮瓦克把她的作品译入英语世界后，她成了后殖民书写无法绕开的名字。
荣誉接踵而来：一九九六年获印度最高文学奖智慧奖，一九九七年获麦格赛赛奖，二〇〇六年获莲花赐勋章。她把奖金大多投回自己创办的部落福利组织，始终拒绝把写作当成书斋里的雅事，只说自己是个记录的人，那些故事本来属于部落民，她不过替他们落了字。二〇一二年，她退还西孟加拉邦政府颁给她的邦级荣誉，抗议当局对部落民的驱逐；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马哈斯韦塔·黛维在加尔各答去世，享年九十岁。
❝我不是在「写」他们，我只是把他们讲给我的事记下来。（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