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末年有个世家子弟叫陶渊明。别看祖上阔过——曾祖是赫赫有名的大司马陶侃，祖父、父亲都当过太守——到了他这一辈，家道早就垮了。四面漏风的破房子，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衣裳，饭碗里常常捞不出几粒米。穷是真穷，可他一点不蔫。
他天生一副傲骨。为了一口饭，家里人也劝，亲戚也劝，他先后出去做过几回官。州里让他当祭酒，没干几天受不了，自己拔腿走人；后来应召去做参军，也不过是混口饭吃。最出名的一次，是他做了彭泽县的县令。这官他起初倒有几分盼头——彭泽离家不远，俸禄的田产还能酿点酒喝，正合他嗜酒的性子。一上任他还干过一件任性事：把公家的田全让人种上能酿酒的高粱，妻子好说歹说，才匀出一半改种粳稻。可酒还没喝痛快，上头就来了个督邮。
督邮是郡里派下来检查公务的。下属提醒他：按规矩，您得穿戴整齐、束好衣带去拜见。陶渊明一听火了，撂下一句话——"我总不能为了这五斗米的俸禄，弯下腰去伺候那种乡下小人吧！"说完当场解下官印，撂挑子走人。算起来，他在彭泽县令这个位子上，总共只待了八十多天。
辞了官，他写下《归去来兮辞》，里头有两句特别戳人："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过去的错追不回来，往后的日子还来得及重过。他回到乡下，种豆子、采菊花、喝酒、读书、写文章，穷得叮当响却自得其乐。后来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他这辈子最好的注脚。
奇怪的是，后人对陶渊明总爱安上一个"逃避现实"的说法。这话其实不公道。他真要想往上爬，凭家世、凭才学，官场不是没有位置。但他看明白了：那一套以折损尊严、扭曲性情为代价的晋升，他玩不转，也不屑去玩。他不是躲，他是清醒地做了取舍——放下别人眼里的肥缺，换回自己心里那口气。
落到咱身上也一样。职场里那些"好处"，有时候是明码标价的：要你赔笑脸，要你装孙子，要你半夜还盯着消息提示音心跳。你得先想清楚，这个价出不出得起，这笔买卖值不值。想明白了，该放下的就果断放下，别手里攥着又不甘心，犹犹豫豫两头都想要，最后两头都拧巴。
当然，选择自由从来不是白送的。陶渊明放下官帽的同时，也放下了俸禄，后半辈子靠种田糊口，穷是穷了点，可他"晏如也"——坦然得很。你若真选了那条路，也得先把清贫这笔账算清楚，认了它，再谈洒脱。能为自己想要的东西买单，敢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人就算是活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