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四月，消息从日本传到北京——《马关条约》签了。割台湾，赔两亿两白银。京城一片哗然。正在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更是气得跳脚。按清朝的规矩，举人不能直接上奏，只能写成公呈，由都察院代递。那几天，都察院门前排满了人，一批批举子把反对签约的奏章递了上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广东举人康有为站了出来。
他联合了十八省举人，起草了一份上万言的奏疏——也就是《上清帝第二书》。奏疏里说，不能再签这个条约，要迁都再战，要变法图强。他带着几百个举人在松筠庵开会，讨论联名上书的事。这件事后来被称为「公车上书」。
关于这次上书到底递没递上去，史学界至今有争论。有学者考证说，都察院那几天一直在正常收奏章，根本没有拒收，但康有为的万言书并没有去递。也有学者认为，康有为确实组织了举子联名，只是被主和派搅了局，最后没能递到皇帝手里。不管细节如何，这件事的影响是真的。
康有为的名字，从这一刻起，成了「变法」的代名词。他后来在北京办《强学报》，组织强学会，到处演讲，把变法的主张传遍了天下。三年后，戊戌年（一八九八年），光绪帝终于看到了康有为的奏疏，召见他，任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行走。康有为带着梁启超等人，推动了一百零三天的新政——史称「戊戌变法」。
新政的内容很猛：废八股、设学堂、裁冗官、练新军、开矿修路、准许百姓上书言事。每一件事，都戳在旧势力的肺管子上。太后动了怒。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变法只撑了一百多天。可康有为那年的「公车上书」，把「变法」两个字，刻进了整个时代的记忆里。
他逃到日本，又去加拿大、美国，前后走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八九九年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靠华侨会费维持，最盛时号称会员百万。他反对革命，坚持保皇，跟孙中山的革命党争了十几年。辛亥革命后他回国，主编《不忍》杂志，仍旧主张虚君共和。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他赶进北京参与，十二天就败了，从此退出政治。他的《大同书》写于流亡期间，生前只给少数弟子看过，全稿到他死后才由弟子印行。晚年他住在青岛，办天游学院，讲学写字。一九二七年三月，他在青岛寓所去世，年七十。梁启超送的挽联里有八个字：「祝宗祈死，老眼久枯。」
❝一纸奏疏没能改变一场战争的结果，却改变了一代人的思路。有些声音，不是为了赢，是为了让人知道还有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