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春，一个名满海内的中年画家带着家人弟子出兰州、过河西，直奔戈壁深处的敦煌莫高窟。他原计划去三个月，结果一住近两年八个月，到一九四三年才离开。他叫张大千，一八九九年生于四川内江，早年仿石涛、八大山人几乎可以乱真，临摹古画的功夫在同辈中罕有其匹。到了敦煌，洞内壁画高数丈，光线昏暗，他一手秉烛、一手执笔，常要反复端详多次才落一笔；又专门从青海塔尔寺请来几位喇嘛，缝制无缝的大画布、研磨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力求临本色彩历久不变。
在这段日子里，他率弟子为莫高窟等洞窟逐一编号，临摹从十六国、北魏到隋唐、宋元的壁画，共得临本二百七十六幅，还写下游记式的考察记录。他的编号虽不尽科学，却是较早的一次系统编号尝试。一九四三年他在成都、重庆举办敦煌临摹画展，一座边城石窟里的艺术，第一次以这样大的规模走到国人面前，轰动一时。陈寅恪看过临本后评价，他虽是临摹之本，却兼有创造之功；他的呼吁与于右任等人的倡议相呼应，也推动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建。
敦煌之行也留下至今未了的争议，应当客观并陈，不护短。敦煌不少洞窟的壁画是层层叠压的，后代在旧壁上抹泥重绘。他和随行人员为了查看底层更古的画，确有剥去部分外层壁画的行为，涉及若干洞窟；一九四二年向达到敦煌考察，对此极为愤怒，专文指责其擅自剥离外层宋、西夏壁画，造成无法补偿的损失，傅斯年、李济也致书于右任要求制止，甘肃方面一度电令敦煌县长转告他「毋稍污损」。另一方面，随于右任同行的窦景椿则回忆，有一处坏壁本已与墙体分离、熏黑破损，是随行人员拉看时不慎脱落，并非有意铲除。功与过两边的材料都在，剥损外层壁画的事实难以否认，具体情节则说法不一。
他一生还有旧藏名画作伪之类的公案，传闻纷纭，多无定论，这里不替他坐实。在敦煌的两年八个月里，他靠举债维持浩大的开支，卖掉不少自己珍藏的古字画，临行用二十余头骆驼载回临本与考察记录，经济上的窘迫与艺术上的收获同样真实。晚年他旅居海外，五六十年代以后画风大变，以大面积泼墨泼彩写云山，把传统青绿、水墨与西方的色面感熔于一炉，一九六八年所作长卷《长江万里图》气势连贯，被视为这一新格的代表。一九八三年，他在台北病逝，年八十四。
一个肯把如日中天的声名押进戈壁、面壁近三年的画家，让敦煌艺术大规模走进了现代中国的视野；他在洞窟里留下的争议，也提醒后人：热爱艺术与保护文物，从来不是同一件事。
❝身入宝山，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大意，陈寅恪评张氏敦煌临本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