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三百九十九年，七十岁的苏格拉底站在雅典的法庭上。有人告他两件事：一是「腐蚀青年人的心灵」，二是「相信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相信城邦认可的诸神」。
苏格拉底一生没有留下著作。他年轻时当过重装步兵，打过几场仗，撤退时还救过同伴。他一生只担任过一次公职，在五百人议事会里当值；那一次，他独自反对把几位打了败仗的将军一并处死，宁可自己担风险。他的方式是在街头和人对话，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问，逼着对方发现自己认识里的漏洞。他自称「我知道我一无所知」。这种方式得罪了很多人，也启发了很多人。
这罪名听着玄，其实背后是政治。雅典刚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给斯巴达，人心浮动，人们在找「谁把城邦带坏了」。苏格拉底天天在街头拉着人问问题，问得不少权贵下不来台。他成了替罪羊。
法庭由五百零一人组成。第一轮投票，以微弱多数判他有罪。按规定，他可以提出一个较轻的刑罚，比如罚款、流放。可他偏不。他说，如果真要按他的贡献论，城邦该养他一辈子，请他吃公餐。这话把陪审团惹恼了。第二轮投票，更多人投票支持死刑。
有意思的是，判他死刑那天，恰好前一天雅典派往提洛岛朝圣的大船已经出发。按习俗，大船回来之前，城邦不得执行死刑。于是苏格拉底在牢里待了差不多一个月。这一个月，足够他逃走。他的朋友克里托来探监，替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越狱的路线、接应的人、出逃后的落脚地，都打点妥当。克里托劝他：你不逃，别人会觉得你的朋友不仗义；你还有孩子要养；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苏格拉底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这场对话里最动人的部分。他说，他一生都受雅典法律的保护，享受了城邦给他的好处；现在法律判他有罪，他就该服从。如果因为判决不合心意就逃走，那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一生所信奉的东西。他不能为了多活几年，去做一件他认为不对的事。行刑那天，他从容地喝下那杯毒芹汁。在场的人大多忍不住哭出声，他反倒安慰他们。他最后说的话，是嘱咐克里托：别忘了，我们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他本可以活着走出监狱，去别的城邦继续讲课。可他选择了留下。他用死，把自己讲了一辈子的道理，讲到了最后一句。他的学生柏拉图，把这段审判和临终的对话记了下来，写成《申辩篇》《克里托篇》和《斐多篇》。两千多年过去，人们还在读这几篇。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却成了西方哲学的起点。
❝一个人真正拥有的，不是他能活多久，而是他愿不愿意为自己相信的东西，承担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