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春，上海码头，一艘从瑞士辗转开来的船靠了岸。三十五岁的季羡林踏上中国土地，做的第一件事是跪下去，伏地叩了几个头，捧起一把土亲吻，喃喃道：我的祖国，我终于回来了。这一年距他离家赴德，已经整整十年。
一九三五年，他作为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后来在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主持梵文讲座的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退休的西克教授接过他这个学生。老人白发苍苍，八十多岁年纪，一见面就说，要把自己全部的学问都教给他，包括当时全世界没几个人读得通的吐火罗文。战时的德国饥寒交迫，城里被炸得断壁残垣，他自己勒紧腰带，还省下奶油、面包带给老师，师生在轰炸声里对读那些死去上千年的残卷。一九四一年前后，他以最优成绩通过答辩、取得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梵文佛典《大事》偈颂中的动词变位，印度学和另外两场副修考试也都拿了最优；归途被战争切断，他在哥廷根又困守数年，学问越钻越冷，心却越来越向着家。
一九四五年秋欧战结束，他离开哥廷根，在瑞士等船等了半年，又绕道法国，辗转近半年才回到国内，箱底是成堆的笔记，和一颗被战火磨硬了的心。经陈寅恪推荐，他进北京大学任教，汤用彤只让他做了一个星期副教授就聘为正教授，他很快受命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把从德国学回的冷学问种在中国的大学里。多年以后，新疆焉耆出土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残卷送到北京，国内读得懂这种文字的几乎只有他，他又一头扎进去，逐页考释，完成了译释。
数十年间，他坚持凌晨四点起身写作，书房的灯光常在天亮之前亮起。晚年的他被人前呼后拥地叫作「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他一概不接。二〇〇七年出版的《病榻杂记》里，他连写文章请辞桂冠：请从他头顶上把这三顶帽子摘下来，「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七十岁以后，他又用近二十年翻遍北大图书馆里的古籍，写成七十多万字的《糖史》，考证糖与制糖术怎样在东西方之间往来；他写《牛棚杂忆》，一字不替自己遮丑；留学的岁月则写进《留德十年》；家事恩怨，他不愿多谈，外人也无须猎奇。
他二〇〇九年辞世，享年九十八岁。人们最后记住的不是任何头衔，而是码头上那个跪着亲吻故土的人——冷板凳坐得，热土也亲得。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