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清晨，北京一间病房里，八十四岁的竺可桢已不能下床，也无法到室外亲自观测。他让家人把半导体收音机提到耳边，听完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然后颤抖着摸出笔记本，写下一生中最后一篇日记：「局报晴转多云，最低零下七℃，最高零下一℃，东风一至二级。」他特地在数据前注了两个字：「局报」——因这不是他亲手测的，是气象局报的。讲实事求是的人，到死都不肯在数据出处上含糊。第二天凌晨四点三十五分，他与世长辞。
这篇日记不是孤例。从一九三六年元旦到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三十八年零三十七天，他一天不落记着日记，留存下来的总量有一千三百多万字。早年的日记在战乱中散佚了，但保存下来的部分，天气、物候、工作、所见所闻，无所不记。哪天北海开冻，哪天柳絮飘飞，哪天燕子回来，哪天丁香开花，他步行穿过北海公园上下班，用身体感受阴晴冷热。他不是在写个人心情。他盯的，是一个国家的「时间刻度」。
物候学，是研究动植物随季节变化的学问——植物何时抽芽、开花、结实，候鸟何时南来北往，河流何时封冻、开冻。这些看似农谚一样的东西，在他手里成了一门现代科学。从一九二一年在南京开始个人物候观测起，到一九三〇年代组织全国性的物候观测，再到一九五〇年后推动建立全国物候观测网，他是中国物候学的开创者。他与宛敏渭合著的《物候学》是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之作。他还把几十年记下的「当下」，和几千年留下的「过去」接在了一起。
中国古籍里藏着海量气候线索：《诗经》里梅花的分布，《齐民要术》里的农时，唐诗里的荔枝和柑橘，黄河结冰的记录。别人读的是文章，他读的是数据。一九六六年，七十六岁的他开始动笔写一篇大文章，初稿用英文，三个多月写完，此后几年不断补充资料，一九七二年以中文正式发表，题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文章结论石破天惊：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两千年，也就是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中国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二摄氏度左右；此后气温有一到二摄氏度的摆动；寒冷期分别出现在殷末周初、东晋、南宋和明末清初，而汉、唐两代相对温暖。他依据的，正是古代物候记录与现代观测的系统比对。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轰动，一九七三年《自然》杂志专门作了介绍。后来外国科学家分析格陵兰岛冰川中的氧同位素，画出一条一万年的气温曲线，人们惊异地发现，它和竺可桢从中国文献里「读」出的曲线，走势高度吻合。那条线被称为「竺可桢曲线」。他还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当了十三年浙江大学校长，带师生在抗战烽火中四次西迁。但他自己说过：我一生写了不少文章，可一辈子专门研究一个课题——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一个人把同一件事做了三十八年，做到临终前一天，做到用收音机听完最后一组数据，还要注明它不是亲手测的。这已不是勤奋，这是一个学者对「真」字最后的交代。
❝伟大有时候不是灵感迸发，而是把一件看似枯燥的小事，重复几十年，并且每一天都不敢糊弄。时间最公平：你糊弄它，记录就是废纸；你敬畏它，废纸也能连成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