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南京一间旧屋里，一位女译者对着原书名发愁。此前这部英国小说的中译本多把书名译作《咆哮山庄》，她总觉得「咆哮」二字像在写野兽，少了荒原风雨的味道。据她后来回忆，一个风雨交加之夜，窗外风声呼啸，穿堂过户，她忽然心念一动：那凄厉又苍茫的感觉，不正是原著荒原上的风声吗。她提笔写下「呼啸山庄」四字。这个译名此后成为定译，沿用至今，小说再版数十次，几代中国读者正是顺着这四个字走进那个荒原故事。这位译者叫杨苡，原名杨静如，祖籍安徽泗县，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二日生于天津。
杨苡出身天津的簪缨世家，却没有做成深闺里的金丝雀。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她离开舒适的家，辗转南下，在沈从文的建议下由中文系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昆明的茅草屋顶挡不住雨，敌机来了就往郊外跑，泥土垒成的教室里，她和同学们照样背诗、看戏、写长信，把苦日子过得有光。她一生师友如云，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都曾为她授业；她的兄长杨宪益与英籍夫人戴乃迭是翻译界的大家，两人合译的中国古典小说享誉海内外；她的丈夫赵瑞蕻是第一个把《红与黑》译成中文的翻译家。一大家子人，都在不同语言之间搭桥。
她译书极认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兄长看了她译的苏联小说集，直率地说她译得有些草率，本可以译得更好；她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从此给自己立规矩：译文必须为读者着想，经得住行家对照原文逐字推敲。译《呼啸山庄》时，她逐句打磨人物对话里的方言味道，连人名地名的音节都反复掂量。古稀之年，她又译出布莱克的诗歌集与《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笔力不减。
她的晚年从容得像一棵老树。一百零三岁时，她与学者余斌合作的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出版，家族旧事、联大岁月、山河故人，一个世纪的人与事在她缓缓的叙述里复活。她记性好，每天醒来先回忆夜里做过的梦、默写背过的诗，用这个办法与遗忘较劲。巴金说长寿是惩罚，她不同意，她的结论只有五个字：活着就是胜利。二〇二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杨苡在南京辞世，享年一百零三岁。
从天津到昆明再到南京，从少女的长信到百岁的口述，她把一个「呼啸」的词送给了中国读者，也把一种达观的活法留给了身后。风雨之夜的灵感从来不是侥幸，那是一个译者把全部听觉、阅历与热爱都交给文字后，才配得到的回响。
❝巴金说，长寿就是惩罚。我说，活着就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