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二十八年，高宗在临安召对一位来自福建山林的布衣。他叫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他徒步数千里赴行在，献上自己积年撰著的群书，并向皇帝陈说修史之志。高宗诏令他入秘书省，许他翻阅官府藏书。回到莆田，他就在夹漈山中继续笔削。次年，一部二百卷的大书终于告成，这就是《通志》。书成不久，绍兴三十二年，他便病逝了，终身未及看到全书广泛刊行的盛景。
他十六岁丧父，此后谢绝科举，与堂兄郑厚在夹漈山草堂苦读。他立下宏愿，要把天下学问汇成一编。三十年里，他自负钱粮，游历名山大川，搜求图谱金石，遇藏书家便借读校雠，闻有奇书必手自抄录。他的志向不是在书斋里做章句儒，而是要把天地间一切有用之学，礼乐、文字、天文、地理、昆虫草木，都核实考辨，写入一部通史。他几次向朝廷献书，绍兴十九年第一次进献所著多种，被授予一个低微的右迪功郎，他并不在意，转身又回山里去了。
《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本纪、世家、载记、列传上起三皇，下迄隋末。全书的精华在二十略，其中艺文、校雠、图谱、金石、六书、七音诸略，多发前人所未发。《艺文略》打破四部分类，把古今图书析为十二类；《校雠略》系统讨论目录编次与学术源流，是中国目录学的开山之作；《图谱略》《金石略》则把图籍与金石抬入史学殿堂；《氏族略》《都邑略》《昆虫草木略》更属创体，拓宽了史料与史学的边界。
他在总序里讲得明白：百川异趋，必会于海；万国殊途，必通诸夏，会通之义大矣哉。他反对自班固以来断代为史、彼此隔绝的风气，主张贯通古今，也反对空谈义理、抄撮成书，强调亲眼核实、亲自考察。为辨草木鱼虫，他常与田夫野老往来，向园丁猎人请教名实；为懂天文，他在草堂上夜夜仰观星象，把书本与天上的星逐一对照。
他还在《灾祥略》中斥责后世以五行附会人事、把灾异统统说成上天谴告的积习，主张妖祥之说不可据信，这在谶纬之学仍有市场的年代，需要不小的胆气。他一生不立门户讲学，生前知者寥寥，《通志》成书后一度只有抄本辗转传录，直到元代才有较完整的刻本；清代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力阐会通之义，世人才真正读懂他的抱负。
以一介山林布衣，他做到了史馆词臣未必做成的事。后世把《通志》与唐代杜佑《通典》、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并列，合称三通。他一生著述多达七八十种，除《通志》外，《尔雅注》《夹漈遗稿》等流传至今。夹漈山的灯影早已熄灭，那二百卷书却替一个穷经的布衣，把名字留了近九百年。
❝会通之义大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