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场风暴的前夜
1919年的北京，空气中弥漫着躁动。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不仅没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反而被列强转手送给了日本。消息传回国内，整个知识界炸了锅。
五四运动就这么爆发了。
三千多学生涌上北京街头，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这场运动表面上看是一次外交抗议，实际上它撕开了一道口子——中国人对"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彻底碎了。
此前的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多年，甲午一战全完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结果呢？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国人试了君主立宪，试了议会共和，全不灵。那些曾经被捧上天的西方制度，在一战的血肉泥潭里露了原形。
就在这个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了过来。
1917年11月7日，列宁带着布尔什维克夺了权。这个消息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简直像一道闪电。原来还有这么一条路——不是走英美的议会路线，而是直接掀桌子，用暴力革命重建一切。
李大钊是最早反应过来的人。他在《新青年》上连发好几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喊出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陈独秀呢，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也开始往左转。两个人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遥相呼应。
思想一旦变了，行动就跟着来了。
二、各地冒出来的小组
1920年春天，一个名叫维经斯基的俄国人悄悄来到了北京。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务是考察中国有没有条件建立共产党组织。
维经斯基先见了李大钊。两人聊了几天，李大钊觉得这事儿靠谱，但认为自己更适合留在北京搞北方工作，建议维经斯基去上海找陈独秀。
陈独秀一听，正合他意。
1920年8月，上海的渔阳里2号，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施存统几个人坐在一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被推为书记。
这个组织一成立，马上就动起来了。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了中文——据说他翻译的时候太过投入，把粽子蘸着墨汁吃了，还跟母亲说"够甜够甜"。这个故事后来传为佳话，但也说明那一代人对信仰的狂热。
紧接着，各地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了类似的组织。
北京的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甚至在日本和法国的留学生中，也建立了早期组织。
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年轻。毛泽东27岁，邓恩铭才19岁，刘仁静只有18岁。一帮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口袋里没几个钱，却觉得能改变整个中国的命运。你说他们天真也好，热血也罢，这股子劲头，在那个年代是真实的。
各地的早期组织不只是挂个牌子。他们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在上海，陈独秀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北京，李大钊主持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带着北大学生一起啃《资本论》。在长沙，毛泽东办起了文化书社，表面上是卖书，实际上是在传播革命思想。他还利用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影响力，组织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参加社会运动。
这些工作看起来不起眼，但效果是实打实的。短短一年时间，党员人数就从最初的几十人增长到了五十多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工人、学生、农民中扎下了根。
三、法租界的那场会议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栋石库门房子里，来了十几个操着各地口音的年轻人。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参加会议的代表一共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日本的周佛海，以及包惠僧。
还有两个人不能忽略——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马林是个荷兰人，原名斯内夫利特，共产国际的老牌革命家。他往那儿一坐，就摆出了一副指导者的架势。会议期间，马林提出了不少意见，虽然语言不通，但态度很明确：你们得按共产国际的路子来。
大会进行得很紧张。代表们轮流报告各地工作情况，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最终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明确以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听起来气势很足，但实际上，当时全党就50多人，在全国四亿人口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真正的大事，还在后头。
四、惊险的一夜
7月30日晚上，会议进行到第六次。
代表们正在讨论下一步工作计划，突然，一个陌生人闯进了屋子。这人说要找社联学社的王主席，看了一眼在座的人，又匆匆走了。
马林经验丰富，一听就知道不对劲——这人是密探。他当机立断：会议立即停止，所有人马上撤离，分头行动。
果然，不到一刻钟，法租界的巡捕就冲了进来，把房子翻了个遍。所幸代表们已经撤走，只留下了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个人应付场面。巡捕搜了一圈，没找到什么"证据"，悻悻离去。
会议是开不下去了。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议，转移到她的老家——浙江嘉兴南湖，在游船上继续开会。
于是，代表们分批南下。最后在南湖的一条画舫上，完成了大会的全部议程。
这条船不大，长约16米，宽约3米。代表们坐在船舱里，外面放着麻将牌做掩护。一旦有其他船只靠近，就响起麻将声。会议就在这样一种奇特的氛围中结束了。
大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李达负责宣传，张国焘负责组织。
一个政党就这样诞生了。没有礼炮，没有仪式，只有一条小船和十几个年轻人。
陈独秀没出席一大，因为他当时在广州当教育委员，公务脱不开身。李大钊也没来，据说是因为北大事务繁忙。两位最重要的创始人都不在场，这多少有点戏剧性。
但历史就是这样——它从来不看形式，只看方向。
从50多人到后来领导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条路走了28年。1921年的那个夏天，当这群年轻人走出南湖的那条小船时，大概谁也没想到，他们手里攥着的，是一把能改写中国命运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