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六月，云南宜良。西南联大文学院迁回昆明后，历史系教授钱穆独自留在宜良乡下，借住在一座寺庙里，完成了三十万字的《国史大纲》。这部中国通史是他写给全国大学生读的——扉页上他写下那段后来成为中国史学史上最有名的宣言：「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钱穆生于一八九五年七月三十日，江苏无锡人，字宾四。少年时在家乡读私塾，十八岁起在乡村小学任教，靠自学钻研经史。一九二九年他写出《刘向歆父子年谱》，以《汉书》为据，逐年排比，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认定刘歆遍伪诸经之说「不通者二十八端」。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三〇年《燕京学报》第七期，顾颉刚看后大为赞赏——尽管文章正是反驳他的今文经学立场——仍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这份胸襟，成就了钱穆一生的学术转折。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南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大。钱穆在联大讲授「中国通史」，教室挤得两人课桌三人挤，窗台走道都坐满人，他每次要踩着学生课桌才能走上讲台。同事陈梦家劝他：「如果先写成一教科书，国内受益的将不计其数。」一九三八年五月，他决定动笔。为避开昆明城内的人事往来，他每周四乘火车到昆明上课，周五周六讲课，周日清晨返回宜良，其余时间全部用来写书。参考材料只有他从北平带出的几本读书笔记。
《国史大纲》完稿后，他写了两万字的《引论》公开发表，引发巨大反响。他把中国史学分为「传统派」「革新派」「科学派」三派，批评「科学派」（暗指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治史「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这场论争，是近代中国史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方法论交锋。
一九四九年钱穆南迁香港，一九四九年创办新亚书院。一九六七年移居台北，一九九〇年八月三十日在台北逝世，终年九十五岁。他一生著述一千七百余万字，《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子新学案》等，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史学体系之一。他在宜良乡间写下的「温情与敬意」，至今仍是读史的入口——一个学者在战火中写一本教科书，替一个民族留住对自己的记忆。
❝战火中西南联大的教室挤得他踩着课桌走上讲台，他却写下「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一个学者替一个民族，留住了对自己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