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九年，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把医学博士学位授予一个二十七岁的中国人，这在该校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叫颜福庆，字克卿，一八八二年生于上海江湾，早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医，一九〇四年应募赴南非为华工诊病，两年后回国，随即考取公费赴美，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到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进修，带回一纸热带病学文凭。和后来以防控鼠疫名世的伍连德、以分离病原体著称的汤飞凡不同，他一生用力的根本不在一种病、一个发现，而在一套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医学教育体系。
一九一四年，他在长沙与美国雅礼会的医生胡美等人合作，由湖南育群学会与雅礼会合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自任校长，亲手定下严格的学制与临床训练，教材、查房、淘汰一律从严，一所内陆省份的医学院很快赢得北协和、南湘雅的声誉。他在湖南还深入工矿调查钩虫病等职业病，把公共卫生的观念带进疫病横行的城乡。
一九二七年，他又在上海创办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即后来的国立上海医学院、今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前身，出任院长。他把为人群服务立为宗旨，以正谊明道四字为院训，取汉代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意，告诫学生行医不是开业赚钱的私业。为建中山医院，他夹着募捐册，坐三等车厢，一户一户登门劝募，百万元的建院经费就是这样凑齐；他又主持创办澄衷肺病疗养院，接办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
他提倡公医制度，主张医学必须大众化、中国化，办教育当以公众的健康为念，而不应把医术当作私人牟利的工具；在他看来，医生这个职业的荣誉，系于服务人群而不是经营自家诊室。早在一九一五年，他就参与发起中华医学会，主持《中华医学杂志》，把分散在教会医院与各通商口岸的中国医生组织成自己的专业共同体。抗战军兴，他又主持湘雅、上医两校内迁，医学院的弦歌在昆明、贵阳的后方没有中断。经他手培养的学生里，后来出了张孝骞、苏德隆等一大批中国医学界的栋梁。
抗战岁月他随卫生机构辗转西南，办防疫、建卫生院；一九四九年后仍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一九七〇年，这位八十八岁的医学教育家在上海辞世。他一生没有发明名垂医史的疗法，也没有孤注一掷的战役，他做的是更笨的事：办学校、建医院、定规矩、讨捐款、带学生。湘雅的樟树与上医的校舍都还在，正谊明道四个字也还在——一个把一生押在体系上的人，最终让体系替他活了下来。
❝做医师的人，须有牺牲个人、服务社会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