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一时，北京直奉联军总执法处的审讯草草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罪名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当庭判死。拂晓，邵飘萍穿着棉布长衫，被押到天桥东刑场。他没有求饶，反而向监刑的人拱了拱手，说了句「诸位免送！」，仰天大笑。枪声响起，他整四十岁。第二天，北京《世界日报》在头版刊出五个字：邵飘萍以身殉报。
他早就知道这一天可能来。一九一六年他受聘为《申报》驻京特派记者，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还创办新闻编译社，打破外国通讯社对北京消息的垄断。一九一八年十月，他以个人之力在南城三眼井创办《京报》，编辑部墙上挂着他亲笔写的四个大字：「铁肩辣手」。他提出报纸要监督政府、教育民众，要「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说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五四前夜，他在北大红楼登台演说，号召学生起来救亡；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课堂上，一个在图书馆工作的湖南青年认真听过他的课，那是毛泽东——十几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
一九二六年四月，奉系张作霖的军队开进北京，把多次发表社论痛斥奉系亲日卖国的邵飘萍列上黑名单。他避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被广泛采信的说法是，旧交张汉举被奉系收买，骗他说张学良已有默许，只要回报馆处理事务、今后收敛，即可保平安。四月二十四日傍晚他潜回魏染胡同的京报馆，出门时在胡同口被捕，报馆随即被封。
关于他的政治身份，还要留一层分寸：一九二五年春天，他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件事在他生前从未公开，早期党史资料和家属回忆的口径也有出入，较稳妥的说法是「一说」，而他作为秘密党员的身份，是后来才得到证实的。他自己留在明处的，始终是报人邵飘萍。
家属和北京新闻界十三名代表曾连夜奔走营救，面见张学良，没有用。军阀给他定的罪，恰恰是他一生事业的注脚。从五四运动时一张《京报》硬顶北洋政府，到三一八惨案后他公开登台演讲、怒斥段祺瑞政府，再到连篇社论揭奉系亲日卖国，他手里那支笔从没软过。
他死后不准家属收尸，遗体被塞进薄皮棺材，埋在刑场附近。那面墙上的「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墨迹未干，它的主人用一条命证明了，这四个字不是挂给别人看的。
❝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