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成帝河平三年，一道诏书下到未央宫：谒者陈农被派往各郡国，搜求天下散落的遗书。那些竹简缣帛从四面八方运进长安，堆满了天禄阁与石渠阁。书是回来了，可残缺、重复、异本、错简堆成了山，谁也说不清皇家到底藏着些什么。就在这一年，光禄大夫刘向受命，领校中五经秘书。这一年，他已经五十出头。
他本名更生，是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皇族血脉，年轻时却差点把命丢在方术里。宣帝相信黄金可成，他把祖传的炼金方子献了上去，结果黄金没炼出来，自己反下了狱。到成帝即位，他改名刘向，收起少年意气，把后半辈子交给了这些竹简。其间他见外戚王氏日渐坐大，曾一次次借灾异上书，借天人感应警诫人主，话说得很重，成帝心里明白，却到底没能用他。他还据《尚书·洪范》集上古以来的符瑞灾异，写成《洪范五行传论》，可惜这些奏议与著作，都没能挡住后来的事。
校书是一桩分工细密的国家工程。一种书往往收集到十几种本子，篇目多少不一，文字彼此打架。他领着一群学者，把中外诸本摊开，删去重复，核定篇目，订正讹脱，再定出一个最可信的本子。最难的是每书校完，他都要另写一篇叙录：作者是谁，书里讲什么，篇目怎样分，价值在哪里，一条条写清楚。这些叙录汇到一起，就是《别录》。
在此之前，有藏书，有校勘，却从没有人给天下的书立过这样一份明白账。后来他的儿子刘歆子承父业，在《别录》的基础上撮其纲要，编成《七略》，把皇家藏书分作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东汉班固修《汉书·艺文志》，几乎全盘因袭。中国的目录学，就从这对父子手里发源。今人翻开一本书的扉页，看得到书名、作者、篇目、内容提要，这套规矩的源头，都在天禄阁的油灯底下。
他不只是个校书匠。校理群书之余，他采集古史传记，编了《新序》《说苑》，又把历代女子中可鉴可戒的事迹写成《列女传》；那部在汉廷简堆里散乱不堪的战国策士辞说，经他编次，才有了今天的《战国策》。
他官终中垒校尉，故而后世又称他刘中垒，一生官做得不算显达，却始终是那个在灯下校书的读书人。绥和元年，他病逝长安，享年约七十二岁，没能看到《别录》最终成书，由儿子替他走完最后一程。二十多年后王莽代汉，刘歆卷进政治漩涡而死。这对父子在政坛上各自浮沉，留在竹帛上的功业，却比任何一个王朝都长命。他在《说苑》里留下过一句话，说的是读书，也是他这一生的注脚。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