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九月三日前后，伦敦圣玛丽医院的一间实验室，度假归来的亚历山大·弗莱明整理堆在水槽边的培养皿。他是苏格兰农家子，一八八一年生，做过船运公司的小职员，靠一笔遗产学医，毕业后留在细菌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战地医院研究伤口感染，亲眼见消毒药杀不死深部细菌，反而伤及人体组织。那天他逐个查看长着葡萄球菌的培养皿，忽然发现一只被霉菌污染的旧皿上，霉斑周围的菌落正在溶解，留下一圈清亮的空白。
那团霉菌并非凭空降临：孢子来自楼下一间真菌实验室，又恰逢伦敦一段凉湿天气，霉菌先长了一步，葡萄球菌才被压下；换一个温度，这个故事就不会发生。那批培养皿里被污染的也不止一只，是他逐个查看时认出了异常。他没有把这只皿扔掉，而是取样培养、鉴定，确认那是一种青霉，便把霉菌滤液里的杀菌物质称作青霉素。实验显示，它能抑制多种致病菌，却不伤害白细胞与实验动物。一九二九年，他把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可培养液里的有效成分极不稳定、含量又低，无法提纯，他只能把现象留在纸上。此前他还发现过溶菌酶，一种存在于鼻涕、眼泪里的天然抗菌蛋白，同样有趣，同样走不到药用。
把青霉素从培养皿送上病床的，是牛津的另一支队伍。病理学家弗洛里与生化学家钱恩在一九三九年前后重拾这个题目，带着同事用过滤、萃取、冷冻干燥的笨办法把有效成分一点点浓缩，还把医院的搪瓷便盆改装成培养器皿。一九四〇年，他们在感染链球菌的小鼠身上验证了疗效；次年第一位受试者是一位被碎刺伤感染的警察，用药后明显好转，可药源耗尽，病情反复，他最终不治。这悲壮的一例让团队明白，不解决量产，青霉素就只是实验室奇迹。他们越洋到美国，在皮奥里亚从一只发霉甜瓜上选出高产菌株，改用深层发酵，到一九四四年盟军登陆时，青霉素已能大批量救治伤员。
一九四五年，弗莱明、弗洛里、钱恩三人共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荣誉加身时，他反复强调自己不过是在偶然中撞见了一种自然现象，真正造出青霉素的是霉菌本身。在获奖前后的公开演讲里，他还提醒世人：剂量不足会让未死的细菌产生抗药。他一九五五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骨灰安葬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地下室，与纳尔逊、威灵顿同处一殿。这段历史提醒你：发现需要一双不把异常当垃圾的眼睛，成药则需要一支肯坐十年冷板凳的队伍，两者缺一，那只培养皿至今还会躺在水槽边。
❝造出青霉素的是大自然，我只是碰巧发现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