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年，一部五卷本的新书在坊间刊行，书名《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是广东香山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十六岁就到上海学生意，先后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做买办，后来又入李鸿章办的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自己也办过商号、开过铁矿，在商海里几度沉浮。写这部书时他正因织布局亏欠案受牵连，蛰居澳门的家宅，把半生办洋务、看商务的积郁都倒在了纸上。
书的前身是他早年刻过的《易言》，那是光绪初年他在上海洋行里写就的三十六篇短论，这一次扩写重订，思虑更沉，又增写了议院、日报、公法、邮政诸篇。书中最震动人心的两个字是商战。
他写道，洋人谋我，噬的是膏血不是皮毛，攻的是资财不是兵阵，兵战之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买铁舰、建炮台固然要紧，若商务一日不兴，洋人的贪谋便一日不停，所以一句话断案：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他主张学西洋不能只学船炮这些末节，要学其根本：设议院、立宪法，君民一体，上下同心；还要振兴工商、修铁路、设电报、办银行保险、革厘金，让士农工商各有其学。
书里谈的尽是具体的事：机器制造怎么养格致之学，商船公司怎么分洋商之利，日报何以宜设，女教何以宜兴，灾荒何以须备，一笔一笔都落到实业与制度上。书一刊出便风行海内，几年间翻刻二十余次，他后来又陆续增补，篇目越扩越多，坊间书贾把它当作奇货，索书者踵接于门，科场的士子谈时务引它，办新政的官员读它，据说光绪帝也命总理衙门刷印二千部分给大臣。
后来的读书人，无论走到哪条路上，少年时多翻过这部书，毛泽东晚年回忆，自己年轻时最爱读的书里就有它。他不是康有为那样要在中枢变法的人，也不曾执戈革命，只是一个在洋行与官督商办企业里摸爬了三十年的商人。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他经手招股、购机、雇洋匠，也尝过被人亏欠、牵进讼案、滞留澳门的滋味，所以他笔下的商务不只是策论，更是赔赚里熬出来的见识。
他把富强救国拆成学堂、工艺、商务、律法一件件可下手的事，主张商人也该有结社、议政的权利。进入民国，他已年逾古稀，仍在轮船招商局挂名做事，办教育、赈水灾，民国十一年病逝于上海，年八十，临终前还惦念着实业与教育。一部《盛世危言》没能让盛世真的到来，可它把一个观念种进了那代人心里：亡国的关口，被人在生意上抽干膏血，比在战场上输几阵更隐蔽，也更要命。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