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初年，汴京医官院接到一桩棘手的差事。当时针灸之术盛行，可针灸书辗转传抄，经络走向与穴位名称脱简错讹极多，同一穴位诸书位置不一，医生临证取穴常常因此出事故。领命的是翰林医官王惟一，他又名王惟德，约生于宋初，正史无传，只知道他在仁宗朝做过尚药奉御一类医官，精于方药针灸。
天圣四年，他奉敕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另附《腧穴都数》一卷。全书以手足三阴三阳与督任二脉共十四经为纲，考定穴名三百五十四个；这些穴名里有不少两侧对称、左右各一，落实到身上的穴点共有六百数十个。他逐一辨明每个穴位在人体上的位置、针刺深浅、留针久暂与主治病症，又绘出人体形态图，旁注经络走向，文图相参。书写成后由朝廷颁行各州，作为取穴、教学与医官考试的准绳，宋代方书记针灸处方常引它为据；仁宗又命把全书刻石，嵌在大相国寺仁济殿的石壁上，供人拓印对勘。二十世纪中后期，北京拆除明代城墙时，还从墙基下出土过几方天圣年间的图经刻石残块，正是当年刻石被毁后改作城基石料的实物。
书之外，朝廷又命他铸造铜人作为定式。天圣五年，两具与成年男子等大的针灸铜人铸成，体内铸有脏腑，躯壳表面凿出与穴位相通的孔窍，孔内注满水，外面用黄蜡封住。考试时老师出题，令学生按穴试针，刺中穴位则针入水出，刺偏了便扎不进去。两具铜人一具放在医官院供教学，一具放在大相国寺，图经、刻石、铜人三者内容一致，第一次把口耳相传、各执一说的取穴，变成国家颁定、可以亲手检验的统一标准，也开了针灸实操考试的先河。
他对这件事有自己的道理，大意是说，空口传授心法，不如让人亲眼看见形体；只在文字上描摹，不如按形体立下范式。比起一卷只能读的书，一具能摸、能扎、能当场分出对错的铜人，显然更能堵住传抄中的混乱。
两具天圣铜人的原物后来在战乱中散佚，今天能见到的多是明代正统年间的仿铸与近世复原；《图经》原书也经历过改编，金代有人把它重编为五卷，明清辗转翻刻。他还曾校正《黄帝八十一难经》、考订《明堂针灸图》，所校各书与图经、铜人互为参证。尽管原物不存，他立下的那套以经统穴、考定三百五十四穴的规范，却借着书、石、铜人三条路子传了下来，深刻地塑造了宋代以后的针灸教学与临证取穴。一个正史不立传的医官，用两具铜人替一门手艺立下了千年标尺。
❝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