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三月，汴京的春风还带着料峭寒意，皇宫集英殿里的气氛却比殿外更冷。年轻的宋神宗赵顼屏退左右，把一道弹章递给御座前的王安石，开口便问：「闻有三不足之说否？」
王安石时年五十岁，拜参知政事刚满一年，青苗、募役、农田水利诸法次第推开，弹劾他的奏章已经堆满御案。他拱手答道：「不闻。」神宗却不打算放过这句话，继续说，陈荐奏报，外面都在传，如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天学士院进呈的馆职策题，专门拿这三桩事发问，这是什么道理？朝廷何尝有过这种主张？
这便是「三不足」第一次被摆到天子与宰相面前。它并非王安石亲口说出的话。现存史料里，这三句话最早以策问题目的面目出现——司马光拟的制科策问，把「天地与人了不相关，震蚀灾异不足畏忌」「祖宗之法可革则革，不足循守」「纷纭之议不足听采」列为三条，让考生逐条驳斥；苏轼也作《拟进士对御试策》，暗指新党「未尝言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所谓「三不足」，是反对者替王安石画好的一张靶子。
王安石没有顺着这张靶子承认，也没有全盘否认。他先替神宗开脱：陛下躬亲庶政，没有流连荒亡之行，每事唯恐伤民，这就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事无大小唯言之从，怎能说是不恤人言？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人言确有不足恤者，只要自己的举措合于义理，又何恤于人言？古书讲「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他说得更直：仁宗在位四十年，法令就修过许多回，假如法一定便要子孙万世死守，祖宗自己为什么屡变？
这是一场各退半步、各进一步的君臣对答。王安石不认「不畏天」，他在《洪范传》里写得明白，水旱是常数，尧汤也不免，但人君见了灾异应当恐惧修省，正确的做法是「修人事以应之」。他不认的，是旧党把每次日食、久旱都说成新法招来的天谴——灵台郎亢瑛上书说天久阴、星失度，请罢王安石；郑侠献《流民图》，说「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这一套天人感应的话术，才是他真正要顶回去的东西。
但在一个因循成风的朝堂里，要改百年积弊，就必须顶住铺天盖地的人言。制置三司条例司设起来那年，韩琦在河北上书劾青苗法害民，富弼称病求退，司马光在迩英殿当着皇帝的面与他争辩，旧友故交纷纷绝交。他给司马光回信，只留下一句：「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认准了义之所在，便动手去做，做了就不后悔。这场廷对之后，「三不足」的帽子到底还是扣在了他头上，南宋以后越传越像他本人的宣言；坊间甚至附会出他与儿媳的秽事，编入话本，那纯属无稽之谈。倒是他自己，两次拜相、两次罢相，晚年退居江宁半山园，骑驴出入钟山，听说新法被逐条废除，忧愤成疾，元祐元年四月病逝，年六十六。他没说过那三句狠话，可他用一生替那三句话做了注脚——天变要惧，人言要辨，祖宗之法要审，而一旦认准了义，天下的谤声都不足动其心。
❝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