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冬天，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年，雅典人按惯例为战争中头一批阵亡将士举行国葬。遗骨埋葬在城外陶区的公墓，葬礼最后，由城邦推举的人发表演说。这一年站上演说台的，是雅典的首席将军伯里克利。
他从公元前四百四十三年起连续当选将军，主政雅典十多年。这十几年，雅典卫城上帕特农神庙落成，比雷埃夫斯港帆樯林立，提洛同盟的金库被搬到雅典，城邦给陪审员和公职人员发津贴，让穷人也能参与政治。戏剧有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史学有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哲学在街头和宴饮里生长。后世把这段时期称为雅典的「黄金时代」。
在阵亡将士的葬礼上，伯里克利没有铺陈祖先的战功，而是把雅典城邦本身赞美了一遍。他说，雅典的政体之所以叫民主制，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里；法律在私人事务上人人平等，一个人只要对城邦有贡献，就不会因为贫穷而被埋没。他还留下那句流传两千年的话：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
这篇演说的全文，是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里记录下来的。要说明一点：修昔底德本人交代过，他写书中演说词的原则，是让发言者说出「在特定场合应当说出的话」，同时尽量贴合他们真正说过的意思，并非逐字速记。所以我们读到的葬礼演说，是历史记忆与史家笔法的合成，但它仍是理解那个时代雅典人自我认知最直接的文本。
演说里还有一层意思，听上去近乎骄傲：雅典人爱美而不奢靡，爱智慧而不柔弱；他们把勇敢建立在理性和制度之上，不靠斯巴达人那种严酷训练。他劝雅典人热爱自己的城邦，记住他们为之而战的生活方式。他对失去儿子的父母说的话也很特别：你们应当再生育新的孩子，既补充城邦的人口，也填补自己的余生。
站在台上的那一刻，他大约相信战争很快会以雅典的胜利告终。他的战略是坚壁清野：乡下人撤进雅典城和长墙之内，任由斯巴达人蹂躏阿提卡的农田，同时用海军封锁对方海岸。可他算得到军事，算不到瘟疫。公元前四百三十年，一场来历不明的大瘟疫从比雷埃夫斯港传入雅典。挤在城内的难民成批死去，据修昔底德估计，雅典损失了约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修昔底德本人染过疫、活了下来，留下了详细的症状记录。愤怒的雅典人把账算到伯里克利头上，罢了他的将军职务、处以罚金。他虽然后来再度当选，却也染上了瘟疫，公元前四百二十九年病死。那篇把雅典讲到云端的演说，于是有了一种近乎悲壮的底色：他赞美的制度、艺术和生活方式真实存在过；而他自己，连同台下许多听众，很快就要被一场瘟疫和一场绵延二十七年、最终输掉的战争吞没。
❝一个文明最自信的声音，常常恰恰响起在风暴之前。他讲的不是结局，而是一群人曾真诚相信自己配得上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