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马尼拉陷落才两天，日本兵闯进马尼拉饭店，带走了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泩和另外七名领事官员。他的妻子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起初还被允许去关押地送几次衣物和吃食，没多久，人突然全部转移，再无消息。她曾带着孩子去求见日军高级将领，什么也没打听到。直到战争结束，她才确切知道：因为丈夫拒绝替日军向华侨强募捐款，八名外交人员已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被处决——这些经过，战后东京审判的证词和使馆档案里都有记载。
丈夫被带走后，其他遇难官员的家眷陆续投奔过来，七名领事遗孀带着孩子，加上仆人，一幢房子里挤了二十六口人，一住就是三年多。国内政府的接济时断时续，房客们又从不开口分摊用度，开销全压在她的积蓄和上海家中辗转汇来的钱上。下面这些细节，主要来自严幼韵晚年口述、由别人整理的自传《一百零九个春天》，属于她自己的回忆，具体数字或有出入，但日子怎么熬过来的，大体清楚。
当总领事夫人时的排场一夜清零。她领着人把院子里的草坪挖开，种上空心菜、红薯和花生，地下室养一群鸡，猪圈里养一头猪，鸡蛋和偶尔的鸡肉成了全家的荤腥。她学会了自己动手，热带的酷暑、屋里的蜥蜴、夜里钻进鞋里的蜈蚣，都得受着。最难的不是穷，是装出没事的样子——她拿到丈夫的眼镜、手表和一绺头发时，心里已经明白了，可二十几口人看着她，她从不把苦挂在脸上。
这个一九〇五年生于天津、复旦大学第一批女生、当年开着小轿车进校园的名媛，后半生全是硬扛。一九四五年她带三个女儿到美国，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国第一批女礼宾官，也是最早的一批女外交官；后来她与丧偶的外交家顾维钧结为伴侣，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顾维钧一九八五年去世后，她在纽约又独自生活了三十多年，穿高跟鞋、抹香水、打麻将、烤蛋糕，每天写日记。
二〇一七年她在纽约以一百一十余岁高龄辞世——按她自述的一九〇五年九月出生，报章多写享年一百一十二岁，那是虚岁口径，按周岁算是一百一十一岁，岁数的算法不必拘泥，重要的是她亲眼走过了三个世纪的风风雨雨。
女儿问她扛事的秘诀，她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每一天，都是个好天。」马尼拉最黑的那几年，她大概也是靠着这句不像格言的格言，一天一天地，把最难的坏日子过成了好日子。
❝每一天，都是个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