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一日，耶路撒冷法庭，汉娜·阿伦特坐在记者席上。她是德裔犹太政治哲学家，战前从德国流亡法国，又辗转逃到美国，这次受《纽约客》杂志委托，专程来旁听一个人的审判。被告叫艾希曼，纳粹大屠杀中负责遣送犹太人的后勤军官，被以色列特工从阿根廷绑回受审。法庭为他造了一个防弹玻璃亭。阿伦特原本期待看到一个恶魔般的反犹狂，而玻璃亭里坐着的，是一个相貌普通、言语乏味、满口公文套话的中年官僚。
她在旁听席上越看越不安。这个人不疯狂，不深刻，甚至谈不上恨犹太人，他唯一的热情是升官。他安排车皮、核对名单、协调部门，把几百万人送进死亡营，用的精神状态和调度一批货物没有两样。他反复说的只是自己在尽职、在守法、在服从命令。阿伦特把这种令人脊背发凉的现象，命名为恶的平庸性。一九六三年，她的报道在《纽约客》连载并结集成书，书名《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副题就是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
这个概念被误读得太多，有必要讲清她到底说了什么。平庸之恶不是说恶不严重，更不是为纳粹开脱：她支持这场审判，认为艾希曼的罪足以判死，一九六二年艾希曼被处以绞刑，她没有异议。她说的是另一件事，最大的恶未必出自恶魔，它可能出自一个没有能力思考的普通人：不追问自己在做什么，不用良心审视命令，随大流进入体制，于是平庸和尽职合谋，犯下滔天罪行。她在后来的讲稿里写道，思考之风带来的不是知识，而是分辨是非、判断美丑的能力。艾希曼缺的，正是这阵风。
书一出版，骂声铺天盖地，最猛烈的攻击来自犹太社群。争议最大的是书中关于犹太委员会的十几页：纳粹在隔离区设立由犹太人组成的委员会，协助登记造册、安排遣送，阿伦特追问，如果没有这种合作，受害者会不会少一些。很多犹太人认为这是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是在替凶手减罪。她多年的挚友、犹太学者肖勒姆公开与她绝交，写信指责她的书里没有对犹太民族的爱；批评者说她对艾希曼仁慈，对犹太人残酷。她逐条回击，坚持一个学者只对判断负责，不为任何群体代言。此后多年，她在犹太知识界近乎孤立。
她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因心脏病发作在纽约去世，没能看到这两个词后来成为全世界反思极权时最常用的概念之一。玻璃亭里那个不起眼的官僚，和记者席上这个不肯从众的女人，共同留下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一个体制要求你尽职时，你还愿不愿意停下来想一想。
❝思考之风带来的不是知识，而是分辨是非、判断美丑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