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三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摊在读者面前，里面并列两封信。前一封四千余言，全用文言，不用新式标点，署名「王敬轩」，把新文化运动骂得狗血喷头，还把古文家林纾捧上了天；后一封万余言，署名「本社记者半农」，嬉笑怒骂，逐条痛驳。两封信一出，死水一样的文坛炸了锅，林纾终于按捺不住，亲自下场。读者不知道，王敬轩根本不存在，那封信出自《新青年》编辑钱玄同之手。
这是他和刘半农自导的「双簧」。其时文学革命喊了一年多，「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鲁迅后来这样回忆同仁的寂寞。钱玄同本是章太炎的弟子，旧学根柢极深，精通文字音韵，模仿冬烘先生的口吻惟妙惟肖；刘半农来扮正面角色，炮火全开。朋友间起初嫌这手法不够磊落，他不管——戏台冷了，就自己先把锣鼓敲响。这年五月起，《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鲁迅的《狂人日记》也在同月号上登场，新文学的大幕，是被这封假信撞开的。
也是这一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把话说到最绝：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汉字不死，中国必亡」一类的激切之语，正是此时喊出。这话放在一百年后看触目惊心，放回当时的语境，却要看作论战里的矫枉过正：在他看来，文言和汉字承载着吃人的礼教，非如此大呼不能醒世。口号喊得最凶的人，转身又干起了最细的活——他后来长期主持国语统一筹备，参与制定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力主简体字、新式标点和横排，是给现代汉语搭实用骨架的人。
他的疑古也疑得彻底。他索性改名「疑古玄同」，跟顾颉刚反复通信，催着对方把对上古史的怀疑写成文章。一九二三年，顾颉刚那封《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掀起古史辨的大论战，背后就有钱玄同连推带激。他要的不是把古书烧掉，而是把经书当史料审视，不许任何人垄断解释权。
生活里他是出名的急脾气与妙人。他戏言人到四十就该枪毙，一九二七年他满四十，周作人、刘半农、胡适们果真给他作了一通悼诗讣告式的玩笑，轰动友圈。但玩笑归玩笑，原则上他从不含糊：日伪盘踞北平时期，他留在城里，恢复旧名钱夏，闭门却聘，拒不任伪职，一九三九年因脑溢血猝逝，年仅五十二。
红脸白脸，都是他一个人：能写最刻薄的骂人信，也能坐十年冷板凳编订国音；能喊出废除汉字的狠话，也能为一个标点、一个注音符号反复打磨。那个化名王敬轩的夜晚，他把自己变成了要打倒的人，因为他懂得一条论战的道理：没有像样的对手，就逼自己先做一个。
❝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