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十七年，公元一六七八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急需一篇像样的劝进表。有人想到了隐居当地的王夫之。来人带着纸笔和不容推辞的意思上门，他推辞不过，最后避入深山，对人自称不祥之人，不堪此任。他不肯替一个反复无常的叛镇捧场，更不肯做新朝的官。
这几乎是他后半生的常态：躲。躲清廷的征召，躲吴三桂的裹挟，也躲世面上的名声。
王夫之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湖广衡阳人，字而农，号姜斋。他年轻时中过举人，赶上的却是天崩地裂的时局。崇祯帝自缢，清兵入关，他在衡山举兵抗清，兵败后投奔南明永历政权，做过行人司行人。小朝廷党争不止，他上疏弹劾权臣，几陷死地，被人营救才脱身。此后他辗转流亡，一度改换姓名，躲进湘西瑶人聚居的山洞里授徒为生。康熙初年局势渐定，他才回到衡阳，在石船山下结茅而居，名其庐为湘西草堂，一住近三十年，后人因此称他船山先生。
草堂岁月清苦。纸笔时常不凑手，许多著作靠儿子和弟子辗转抄录才得流传。七十岁那年，他在自画像上题了两句话：「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上联是志向，要在儒家经典里讲出前人没有讲透的新义；下联近乎自挽，说这条劫余残命听天由地，就算活埋于此也甘心。他终身不剃发、不易服，以明朝遗民自居，清廷开博学鸿词科、征修《明史》，他一概不就。
他写下的东西数量惊人。《读通鉴论》借《资治通鉴》所载史事逐卷立论，评议秦至五代的人物与制度；《宋论》专论宋代兴亡，痛批宋廷以猜防待武人、自困将士。他论史不空谈道德，专问制度的来路与实效：论郡县取代分封，说这是二千年不可逆转的大势；论治道，写下「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把一家一姓的私产与天下人的公利判然分开。后人把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三人路数不同，他的特色是体系最密、思辨最深。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二，王夫之在草堂辞世，年七十四。临终前他自撰墓石，只许写明遗臣行人王某葬此，不许另立碑铭。他的著作在清代长期以抄本暗传，到晚清才被大规模刻印，谭嗣同、梁启超那一代读到船山遗书，惊为两百年未见的文字。石船山不高，草堂也逼仄，可一个人在里面用近三十年证明了一件事：刀斧可以逼人低头，逼不了人独立思考，更管不住纸页里的思想怎样在后世发芽。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