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五年，即一〇四五年，秋天，三十九岁的欧阳修乘船南下，去滁州当知州。他不是单纯因为政见不同被贬——新政失败后范仲淹等人早已外放——而是栽在一桩离奇的家事官司里。他的妹妹丧夫后带着继女张氏投奔他，张氏长大后嫁给欧阳家族人，却因和家仆私通被告到开封府。审讯中，张氏为了脱罪，供词忽然攀扯到欧阳修身上，说未嫁时与他有私情，还说他侵占张家财物。
谏官钱明逸立刻上疏弹劾，开封府尹杨日严本就因贪腐被欧阳修弹劾过，趁机指使狱吏把供词往死里做。朝廷派人复审，结果所谓「盗甥」一事查无实据，仁宗还下手诏安抚他。可政治账从来不只按证据算，他仍被罢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的要职，贬知滁州。王铚《默记》记此案，明说张氏的话「词多丑异」，是惊吓之下乱咬；后来坊间那些更不堪的私德流言，几乎全从政敌的笔记里流出，连当时办案的人都没采信，今天更不必拿来糟蹋他。
滁州偏僻，地僻事简，民风淳厚。欧阳修到任后为政宽简，衙门里没多少官司可打，便常带着僚属上琅琊山。山里僧人智仙为他在路畔造了一座亭子，他自号「醉翁」，亭随人叫，成了醉翁亭。到滁州次年的一天，他在亭中饮酒，提笔写下开头五个字：「环滁皆山也。」这篇《醉翁亭记》通篇只绕着一个「乐」字转，山水之乐、宴酣之乐、与民同乐，可一个正当盛年的政治革新者，要在贬谪之地自称「醉翁」，那乐底下压着多少不甘心，读得出来。
文章很快传出滁州，据说天下翕然传诵，连远在京城的仁宗都读到了。他自己倒真在滁州的山水里安顿下来，又在丰山脚下建丰乐亭，写《丰乐亭记》，劝农桑、宽征敛，两年多下来，州里讼简民安。他写诗自陈「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把一肚皮不合时宜化成了宽厚。在滁州两年有余，他作诗六十余首、文章数十篇，一座小郡从此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了分量。
这只是他人生的一个断面。后来他回到朝廷，奉旨和宋祁等人合修《新唐书》，又以一人之力私撰《新五代史》，用春秋笔法给五代的乱臣贼子定名分；嘉祐二年他主持礼部贡举，一眼挑中苏轼、苏辙、曾巩，几乎凭一场考试定下了北宋后半叶的文坛格局。至和、嘉祐以后，他成了公认的文坛盟主。
只是后人提起他，最先想到的仍是滁州那座山、那座亭。一场泼脏水的官司把他赶出权力中心，却也把他还给了文章和山水。所谓醉翁之意，从来不只在酒。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