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五月二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前最后一次预演。法官休息室里，庭长、澳大利亚法官韦伯宣布座次：美国、英国、中国……中国法官被排在英国之后，列第三。四十二岁的梅汝璈当场反问：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我不能接受，也不参加今天的预演。说罢起身回到办公室，脱下那身黑色丝质法袍，撂下话：要么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签字顺序排，中国第二；要么，他回国辞职。
他争的不是一把椅子。理由他摆得明白：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中国受侵略最深、抗战最久、牺牲最大，没有中国的苦战，就没有这场审判；座次代表的是国家在法庭上的地位，英美派居中没有道理。韦伯跟到办公室相劝，说英美法官熟悉程序，又说他的近邻将是美国法官和法国法官，那将是很愉快的。梅汝璈顶了回去：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据他当天的日记——二〇〇四年由家人整理出版——记述，他早已打定主意，这种事一步都不能让。僵持到最后，法庭让了步，座次改按受降签字顺序排列：美国、中国、英国、苏联……预演重新开始，中国法官坐到了庭长身旁的第二位。三天之后，五月三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十一名法官中，他是唯一的中国人。
接下来是两年半、八百一十八次开庭。他力主把南京大屠杀单列为判决书的一章，并亲手主稿了日本侵华事实部分，全案判决书长达一千二百多页。印度法官帕尔主张全体被告无罪，梅汝璈在合议中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宣判，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等七名甲级战犯被处绞刑；据他日后回忆，绞刑判决是法官们投票时以极其微弱的差距定下的，他为此挨门逐户做了不知多少工作，私下里还留下过重话：不能把主要战犯送上绞架，便无颜再见国人，唯有蹈海一死。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七名战犯在巢鸭监狱伏法。他也有遗憾：日本天皇没有被追究，他认为从法律角度看不出天皇对战争没有责任，可那是法庭之外的政治。
判决结束后他回到国内，拒绝了国民政府委以的官职；一九四九年以后任外交部顾问。后来电影里的台词多为艺术加工，要知道他当时怎么想，还得回去读他自己写下的日记。一九七三年，梅汝璈病逝于北京。
他在回忆里留过一句话：我不是复仇主义者，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脱一件法袍容易，替苦难中的祖国在世界面前把腰挺直，难。
❝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