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四年的海德堡，四十岁的马克斯·韦伯从一场漫长的精神崩溃中慢慢恢复。他一八六四年生于埃尔福特，父亲是从政的法学家，母亲是虔诚的新教徒；他先后在海德堡、柏林等大学攻读法律与经济史，二十六岁前拿到博士学位与大学任教资格，后来陆续在弗赖堡与海德堡担任教授。一八九八年父亲去世前后，他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整整几年无法阅读与讲课，像一台突然停摆的机器。康复期里，他重新拿起笔，写下一组后来题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不去翻经济报表，而是钻进十六七世纪的牧师手册、信徒日记与改教文献，追问一个看似古怪的问题：为什么在欧洲某些地区，最虔诚的新教徒与最成功的生意人，往往是同一批人。
他在加尔文宗的预定论里找到了关键的心理机制。信徒无法确知自己是否蒙神拣选，只能以世俗职业中的勤勉、节俭与成就，来获取得救的凭证。于是赚钱不再只是贪婪，而被赋予道德意义；积累的财富不许用于挥霍，只能再投入经营。他把这种气质称作资本主义精神，又小心说明，他讨论的不是某位信徒的主观动机，而是一种伦理氛围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呼应。后来的概括者总爱把这本书读成「新教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单因故事，这恰恰是他反复提防的误读。他用的词是选择性亲和：某些宗教伦理与某些经济取向彼此吸引、互相强化，像化学里两种元素的结合，谁也不是谁唯一的原因。
这本书只是他庞大计划的入口。未完成的遗稿《经济与社会》里，他系统比较了世界各大宗教的经济伦理，从中国的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印度教与佛教，到古代犹太教；他还提出三种支配类型，把以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等级运转的科层制视为现代社会的骨架，并研究过城市共同体与西方音乐的理性化。在方法论上，他要求学者在讲坛上严守价值中立，把「事实是什么」与「应当怎样」分开。这些概念后来成为社会学的基础词汇。
一九一九年，他在慕尼黑发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两篇著名演讲，还以专家身份参与魏玛宪法的咨询。他用「世界的祛魅」概括现代性的根本处境：理性与计算把旧日笼罩万物的神秘意义一层层剥去，人必须在没有神意担保的世界里自行承担选择。一九二〇年六月，他因肺炎在慕尼黑去世，年仅五十六岁，临终前还在校订《新教伦理》的新版，《经济与社会》最终由遗孀与学生整理出版。他没有看到自己成为社会学奠基人，但他提出的问题至今没有过时：当宗教的根渐渐枯萎，那种自律、勤勉、把职业当作志业的伦理，还能不能独自支撑现代经济这台机器；科层制这台理性化的铁笼，又会把人带向何处。
❝政治，是用力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